文章有点长，请配乐阅读。
我的老父亲（一）
从我对父亲有印象开始，他就已经老了。
小时候，我不喜欢父亲。长大后，有时还是不喜欢他。直到他离开我。
父亲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党员干部。他曾经在单位从事领导工作多年，一生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工作尽职，家庭尽责。这是对他的客观评价，是旁人眼里的父亲。但是作为最小的女儿，我心里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
我十岁以前，很少见到父亲。因为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在乡下。家庭成分不好，父亲是党员，单位要求父亲和家里划清界限，不准他经常回家探亲。记忆中，父亲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哭一场，要么是向父亲倾诉她的委屈，要么是埋怨父亲不知道关爱我们。那时我们都不喜欢他回家。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爱，也就没有意识到父亲的缺失，不在乎他是否回家。父亲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七十年代，农村还没有洗发精，也没有香皂，只有那种洗衣服的肥皂，我们叫臭肥皂。用那种肥皂洗头，去污效果很好，但是水流到眼里会辣得痛。由于农村的卫生条件差，几乎所有女人头上都长虱子。不是稻草床垫里的那种跳蚤，就是长在头发里的虱子。跟牛虻差不多。
俗话说虱多不痒，其实是很痒的。上课时要是有女生抓头，其他女生立刻都挠起来。头皮挠破了，会结血痂。晚上睡觉时痒得睡不着，母亲就把我拉起来，用篦子帮我篦，那种细密的齿一次能梳下来几个虱子，然后用指甲盖把虱子一个个压出血来，我看得心惊肉跳。跟害怕蚂蟥和蚊子一样，年幼的我老是担心会被这三种“吸血鬼”害死。为了方便洗头梳头，母亲让我从小剪短发，跟男孩差不多。
后来虱子实在太多了，我和母亲都受不了。母亲就把一种叫做“六六粉”的农药化在热水里，把我的头按在里面洗，果然有奇效，就是头皮被烫红了，眼睛被辣得痛。但是只要到学校去，很快又惹上了，两个女生只要头挨头说话，虱子就能搬家。
有一次母亲正在用六六粉给我洗头，父亲从县城回家了，闻到农药味儿，端起那盆水泼到门外，大声斥责母亲：“你真是没文化啊！农药能给伢儿洗头吗？你看她的眼睛都蛰红了！要是头皮破了，农药渗进去了么办？”母亲面红耳赤地说：“虱太多了，冇得解啊！”我暗自担心：农药要是进了脑子，会不会变苕？况且我本来就不太聪明。
头发被洗得枯黄，成了真正的“黄毛丫头”。母亲又给我一种什么“松木油”抹在头发上，黏糊糊的，气味难闻，又容易惹苍蝇蚊子。我搽了一次就不用了。
后来父亲就带回几块香皂和一瓶洗发精。我还记得洗发精的牌子叫“蜂花”，透明的圆柱体塑料瓶，瘦瘦高高的，里面是黄色的乳液。打开瓶盖就闻到一股香味儿，洗头后更香。后来，大姐买回来一种洗发膏，叫“海鸥”牌，盒子也是圆柱体的，不过是矮矮的，小饭碗那么大。蓝色的盒子，里面是白色的膏体，味道比蜂花清香。
父亲还买回了牙膏牙刷，叫我们每天早晚都刷牙。但是母亲舍不得用，每天只让我们晚上刷一次，说早晨起来还没吃东西，有啥可刷？我第一次刷牙时，记得是“中华”牙膏，白色的膏体，放到嘴里又香又甜，我忍不住偷偷咽下去了，后来怕有毒，又吐出来了。大姐买回的是“两面针”牙膏，绿色的膏体，味道没有中华牙膏好，关键是那种绿色让我看着像鼻脓，每次用着都想吐。
冬天，我们的手经常冻得龟裂，痛得不敢用力洗，所以手背都是鼓鼓的黑黑的。父亲就让母亲给我们搽那些廉价的护肤品：百雀羚或贝壳油。贝壳油冬天被冻得硬硬的干干的，很难搓开，涂抹时也痛。后来有了雅霜和红梅乳液，就湿润多了。
父亲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就爱烧一锅热水，兑一大盆温水，帮哥哥和我洗头洗手，说我俩的手脏得都是细菌。我不晓得细菌是么事，问他，他也说不清。反正就是脏，洗干净确实舒服多了。再搽点桂花香味儿的雅霜就更舒服了。然后要我们拿香皂洗澡。我那时还不领情，又不敢说，心里嘀咕：烦死人，为啥总是嫌我们脏？
我家搬到县城以后，有自来水和煤气，父亲要我勤洗头洗澡。头上就不再长虱子了。我就想留长发，但是母亲认为洗头梳头都费时间，会影响学习。坚持要我剪短发，什么运动头、包菜头、青年头、学生头，本来就不美的我看着就是个假小子。以至于父亲的同事看到我就问他：“你家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吗？咋又有两个？”上初中后，我想留长发，父亲也说：“还是短发吧！要上早晚自习，哪有功夫洗头梳头？”于是，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发型才实现自主。
我上小学时，用信纸的同学还很少，我很羡慕别人用父母单位的信纸。央求父亲也给我一沓，父亲却给一块钱让我自己去买，我说：“你办公室不是有很多吗？”父亲生气地说：“再多都是公家的，不能拿。你这么小就想占公家的便宜，长大怎么得了？”气得我哭了一场。买来的信纸最上面没有鲜艳的红字。
父亲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有一次母亲让他带我出去见见世面，父亲说：“我是出差，又不是旅游，带她去干啥？” 母亲说：“那别人怎么带孩子去玩，你就不能带？”父亲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
我总觉得父亲不爱我，但父亲说他的父爱是在我身上觉醒的。以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只知道发了工资拿回家交给母亲，从来没想过怎样关爱孩子。直到全家搬到县城，住在父亲单位的三室一厅里，我们一家人才真正团聚。但那时，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二姐在读师范，哥哥在读中学。他们都没住在家里。只有上小学的我和父母朝夕相处。
到县城那年，我十岁，父亲五十岁了。突然有个孩子天天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叽叽喳喳，父亲可能意识到他从来没有好好关爱过我们，没有体验过天伦之乐。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猜他非常后悔和愧疚。于是，他决定在我身上弥补他的过失。可我还是很怕他，和他亲近不起来。有一次，我听到父亲唉声叹气，说没有一个孩子跟他亲热，母亲说：“你成天垮着个脸，叫你送个伞你都不送，孩子的班主任你都不认得，哪个跟你亲热呀？”
从此，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突然变和气了。每天我上学放学，他总是主动找我说话，关心地问我学校的事情。开始，我还不愿说，因为我习惯了告诉母亲。但是后来母亲说了我几次，叫我对父亲好一点，我就慢慢跟他说了。他总是叫我在学校学习要认真，劳动要积极，莫怕吃亏。我听得嫌烦，但还是按他说的去做。
有些作业我不会做，问他，他也不会。我就急得跳脚，质问他是怎么当领导的，连小学生的作业都不会做？他气得骂我：“你自家的作业不会做还怪我呀？你发脾气有用吗？明天去学校问老师吧！”我就哭，他只好带着我去找单位的年轻下属，叫他们给我讲。陪着我听懂为止。
母亲背着父亲教育我不要那样责备父亲，说父亲只上过很短的私塾，识字不多，后来都荒废了，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再重新学习，多亏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才被领导器重提拔。后来我才意识到，父亲会不会觉得在下属面前很没面子？
父亲每年给我订书，我记得有《儿童时代》、《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我对阅读的兴趣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父亲还经常给我买好吃的零食。就这样，我和他慢慢亲近了。有时晚上看电视，父亲会把我抱在他腿上坐着，跟我聊天，我刚开始还不习惯，有点紧张，母亲笑眯眯地陪着，我就不害怕了。
我上初中就开始有早晚自习了，早自习特别早，我常常起不来。父亲怕我迟到，给我买了一块电子表，但是电子表的闹铃很快就坏了。后来他又买了一个闹钟，每天帮我定好时间。但有时我把闹钟关了继续睡，父亲只好起来喊我起床。下晚自习，有些住得远的女生家长就会来接。我家离学校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但我有一次受到惊吓，就让父亲去接我，父亲说我娇气。中学六年，从没去接我。
父亲有一个军用水壶，我说喜欢，他就给我上学带水喝。父亲有一台收音机，跟32开本的语文书那么大，估计陪他度过很多孤独时光。我非常着迷，有空就抱着听，什么小灵通广播电台，一听到“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就开心不已。还爱听小说联播。有一天我好奇那个黑色的小盒子里为什么会发出各种声音，我就拿螺丝刀把收音机拆开了，左看右看也不明就里。我还没装好，父亲就回来了，我吓得要命，父亲又很奇怪，没发脾气，他笑着说：“你个苕伢儿，那里面冇得人哈，声音是通过电波传出来的。”我问他电波是啥，他又说不出来了。只给我一个万能的回答：“你好好读书，长大了就知道了。”
这个笔筒和饭盒是父亲用过的，我保存至今。
我记得父亲只给我买过一次衣服。同款不同色的两件春装上衣。那是因为我在黄冈市的小学生珠算比赛中获得了乘法、除法和加减法三项比赛的奖励，得了一堆奖品，在全校大会上领奖。父亲非常高兴，因为我的珠算加减法是他教会我的。他的方法就是从一加到一百，再从一减到一百。我至今还记得他用过的那把老式大算盘。我的奖品有一件就是新式算盘，精致小巧，父亲试了一下，说算珠太小不好用。
我的小算盘还留着，父亲的大算盘不见了。
初一时，一个高挑的美女同学教我骑自行车，是那种28型号的男式自行车，骑起来，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响。我个子小，够不着，只能把右脚从三角架斜插进去踩。有一天放学后，她扶着我在邮局对面骑，我低着头使劲踩，等我看到车轮快压上一只脚时，赶紧捏住刹车，吓得抬头一看，低头走路的那个人也抬头一看，厉声喝道：你给老子滚下来！同学站到前面拦住我说：您这个人怎么倚老卖老？我赶紧扯扯她的袖子小声说：这个人真是我老子！她吓得骑上车子就跑了。
我被父亲训斥了几句才回家。晚上父亲还叮嘱我不要再骑车了，说太不安全。但我还是偷偷学。开运动会时，我不小心把车子骑到沙坑里，右脚踝扭伤，同学把我送回家。父亲用红花油帮我按摩，痛得我大哭大叫，父亲咬着牙齿说：活该！哪个叫你不听话？
我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有两个男同学来家里邀我出去玩，父亲当时没说什么。等我回家以后，母亲就告诉我，父亲很生气，说我还小，不该跟男生多交往。我笑得前仰后合，他以为我早恋呢。
高中毕业那个暑假，也有一些同学来家里玩，女生他就不说，男生来了，他脸色就很难看。有个男生在我家吃了两次饭，他就说人家是来混饭吃的，我辩解了几句，哥哥还为我和他吵起来了。他还是振振有词：“一个大小伙子，尽说一些无聊的废话，游手好闲的，不是混饭是干啥？”我又好气又好笑。
没办法，父亲就是这样自以为是。他经常对我们说：“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这样的：他第一次来你家，你用粗茶淡饭招待他，他不在意；第二次来你家，你刚好没空请他吃饭，他就走了，也不介意；第三次照样来看你，你没空做饭，他主动帮你做饭。这样的朋友才是值得交一辈子的朋友。”这就是父亲的朋友观。他一生只有几个朋友，也的确都很真诚。
等我上大学以后，他不再干涉我的交往了。异性朋友到家里来，他也很客气。因为我性格比较中性化，异性朋友比较多。父亲看到每次来的都不是原人，我都跟人家有说有笑，他又开始生气着急了，暗地里叫母亲教育我交友要慎重。
我想起梁实秋写的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因为他有四个女儿，他老是担心女儿被坏小子骗走。把那些可能成为女婿的小伙子观察得很仔细。想想我就好笑，因为每次我和男同学坐在书房里聊天时，父亲总是借故走来走去，敢情也是在观察哪一个可能是他的“敌人”呢。
他的“敌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上大学才开始交往。他说每次去我家，最怕我父亲看他。父亲给他端过一碗银耳汤，他受宠若惊，差点把汤泼出来。 他第一次去我家，走了之后，母亲说：“这孩子眉清目秀，斯斯文文，挺好的。”父亲说：“你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别看这小子表面老实，比你傻闺女有心计。”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后来证明父亲的眼光犀利。
我毕业后到一所中学任教，是父亲找了熟人才去的。虽然我从小想当老师，但当时想去沿海城市公司应聘，或者到大城市私立学校教书。父母都坚决反对。父亲坚持要我去那所中学教书，说他好不容易才找人把我安排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只有十公里远，来回很方便。哥哥姐姐也做我的工作，让我先去教几年再说，实在不行再出去。
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去了中学。父亲帮我收拾行李，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装了一箱子，床上用品也捆好了，我只是收拾了学习工作要用的书籍文具等。父亲还叫三清表哥用车送我去上班。学校安排了一间小房子，只发了一床一桌一椅。我带了一个书架去，父亲还让我带了煤气罐和煤气灶。帮我把一切安顿好了，叮嘱从未离家的我照顾好自己，他才愁容满面摇头叹气地回家去。
我上班以后，每次回家，父亲都很高兴。后来我调到未婚夫所在的邻县工作，父亲又对我牵挂起来。他知道我有点洁癖。每次我打电话说要回家，他都提前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茶杯漱口杯都洗好。母亲则忙着准备好吃的。侄儿问父亲：“爷爷，你不是说最爱我吗？怎么把好吃的还留给小姑呢？”嫂子笑道：“你还以为只有你是爷爷的心肝宝贝呀？”
也许是父亲太宠我，我竟敢批评他。他经常说母亲：“你懂么事？莫乱插嘴！”我就批评他不尊重母亲，他大为惊讶，但还是接受了。哥哥姐姐还是比较怕父亲，只有我敢在他面前恃宠而骄。
父亲不好客，为此常与母亲发生冲突。他还说：“你不用对谁都那么热情，亲疏要分清。”他对自己这边的亲戚比较关心，对母亲娘家的亲戚就比较冷淡。母亲因此经常怄气。我觉得父亲这样做很自私狭隘，曾经写信劝过他。他表面上改了一些，内心还是照旧。我们都拿他没辙。
我结婚之前，上班很忙。父母在家给我准备嫁妆，生活用品都买齐了，都是尽量挑选质量最好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穷讲究。我回家后，二姐偷偷告诉我，她劝父母不要给我买床上用品，等我回去再买，父母怕我没时间，还是买了。二姐说颜色和花式都比较俗气。
父母急忙把他们精心挑选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给我过目。我连声说好。父亲还强调被单和床罩是他挑选的，忐忑不安地问我怎么样，我是觉得有点俗气，但还是笑着说：“很好，结婚就要这样大红大绿的。”父亲轻轻呼出一口气，嘴角露出笑意，还像个孩子似的对二姐得意地扬扬头，那意思是：“怎么样？我说行就行。”我心里一热，赶紧去卫生间忍下眼泪。
我离开家乡后，每个周末都会打电话回家。只要是父亲先接电话，他就不知道说什么，每次才说两三句话，他就说：“我叫你妈来接吧？”后来母亲去世 ，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又絮絮叨叨起来，从大姐说到二姐，再说到哥哥一家。又问我一家好不好。最后总是一句话：你啥时候回来啊？
2001年，父母到我的小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是因为他女婿读研去了。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带不好小孩，就过来帮忙。父亲每天还是帮我生炉子，搞卫生。住了三天，他就说他帮不了多少忙，想回去带孙子。我想留他多住几天，就找点事给他做，我说卫生间的水管生锈了很难看，父亲就叫我买回砂纸、油漆和刷子，花了一天时间帮我去锈、刷漆。可是过了两天，他还是闲不住，非要回家。我只好让他先回去。留下母亲继续帮我。
2003年，我搬到120平米的新房子，接父亲过来看看。他女婿搀扶着他走到四楼，他就走不动了，女婿只好背着他到七楼。父亲把每间屋子都仔细看了一遍，把新家具摸了又摸，坐在真皮沙发上喃喃自语：真好，真好。要是你妈活到现在看到就好了。说得我眼泪又来了。母亲不在，他一个人在我这里更住不惯，勉强住了一晚就要回去。
那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我的新家。第二年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封面图片是我的父亲，其他图片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