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些东西出现和消亡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出现时没人喜悦，消亡时也没人伤感。曾经的BP机，文曲星，或者是印着九九乘法表的金属铅笔盒。这些东西的的确确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过，他们被替代了，这个过程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久。挂历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儿时，挂历是生活必需品，或印着电影明星，或印着大红牡丹，他们或挂在客厅的墙上，或挂在门后的钩上，大人们看着日历的日子休假上班，而孩子盯着日历则是盼着什么时候能吃到生日蛋糕，或者什么时候可以领到长辈给的压岁钱，小伙伴的生日被我们用红蓝铅笔仔细的标注在挂历上，早早的就开始惦记我们那本不多的零花钱能换取怎样的快乐。 每年年底，父母都会从各种渠道拿来各种挂历，单位发的，朋友送的，超市给的，多得时候就那么一摞摞的堆在门口，孩子和父母一起选择仔细喜欢的样子，把上一年的摘下来，把新一年的挂上去，而换下来的挂历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我们课本的书皮。小心的用裁纸刀裁开，反复对照书皮的地方，确认我们自己喜欢的明星或者球星是不是在封面上。
后来我们长大了，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能发微信的电子手表，再也不用每天看着日历过日子，那种期盼感觉，和快到日子心中的那些惴惴，都随着挂历一起被带走，就好像那种感觉从来没有存在过。
如今需要挂历的都是一些老年人了，他们看不清手机屏幕，不识拼音打字，也分不清各种充电设备的规格，他们每到年底仍然缠着子女为自己带回来一本字体大，画面喜庆的挂历，你可以说他们OUT，或者跟不上时代。换个角度思考，他们守着挂历，有着身体上的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他们有着我们丢掉已久的那份期盼的感觉。
看着挂历就能知道子女哪天休息，孙子哪天放假，老伴的药哪天要去医院开，在这样不断的期盼中，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说不清楚时间究竟是过得快还是过得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间绝对不会回头。
在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72岁的金安光为了这些需要挂历的老人，守着一家小店，30年来就在这里卖挂历。从最初的一车一车卖，到如今的一本一本卖，卖挂历曾经是他养家的营生，如今能让这些老人在年底的时候找到这些“盼头”成了他的念想。
金大爷的老伴身体不好，最近住到医院里，他舍不得老伴一人在医院，也舍不得老主顾来店里见不到他，有从房山，昌平，通州，这种远郊区县赶来的老人，有儿女搀扶倒了几趟公交车赶来的老人，有每年都来光顾的老人，为此金大爷在店门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他不希望老人们在刺骨冬日满怀期待来，面对到冰冷的门锁。
人们对于时间的概念或短或长，在金大爷的挂历店里，时间是按照年计算的，北京这个大城市说吵闹很吵闹，说安静也很安静，在这不足30平米的小屋里，安静地可以听到时钟的滴答声。没有客人来的时候，金大爷就看看报纸，有客人，就能聊聊天，说说话。
有很多老人固定每年结伴到店里购买挂历，每年都有少的，金大爷看在眼里却从来不问，他知道这些买挂历的老主顾一定是去世了，所以每一个客人来到店里，无论是否购买了挂历，金大爷总会说上一句，明年见。虽然他心里很清楚，有些人，明年不一定能见到。
金大爷家藏着不少宝贝，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很多挂历日历的样式现在已经没有了，盘子的、杯子的、宣纸的、塑料的……他都珍藏着。和这些老物件一起珍藏着的还有各种媒体报道的剪报和记者的名片。他恳请每一个到店里的记者，说自己有个心愿，想开一家挂历博物馆，希望媒体能帮忙。最早的报道至今已经有10年了，博物馆连影子都没见到。
离开的时候，金大爷留下了我们的名片，送我们出门的时候金大爷叮嘱道，“弄个彩色的版面啊，挂历这种玩意，黑白的不吉利”。
我们走到门口，那句“明年见”果然如约的响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没有勇气回头与他招手作别，匆匆消失在了冬日的京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