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打不着火的枪
我现在回忆过去，只能追溯到上高中的时候，再往前，事情是清晰的，时间是模糊的。我需要做一张表格，把高中、初中、小学的就读时间排下来，再把记忆中的点滴填上去，才能得到大致的时间。
这样推算的话，当我哥带着我来到村外的田野，试验他造的第一把枪的时候，大约是在1993年的春天。那是一把非常简陋的手枪，铁丝弯出枪身和把手，像一幅简笔画，上面裹着厚厚的橡皮胶带。枪管是用自行车链条拆散后拼起来的，里面塞着一根白炽灯灯芯做的子弹，灯芯内部填满了从火柴头上刮下来的火药，子弹后面裸露着枪栓，贴一张从火柴盒上撕下来的摩擦条，然后是一根在橡皮筋上蓄势待发的火柴，再后面是我哥那张胡须初生的坚毅的脸。
“你站远点，一、二、三……”
嘭！！——我哥的手上腾起一阵白烟，他的手掌被炸了个对穿，他蹲在地上咬着牙，额头的筋都绷紧了，冷汗直流。
科研工作暂停，我哥缠着绷带和我在家愉快地玩耍。他叫我找来一个健力宝易拉罐，剪开当锅，倒上白糖和猪油，在炉灶里烧，融化成一摊吉红色的饴糖给我吃。他又找出几把匕首，教我练习飞刀术，隔着十步一甩，让匕首稳稳地扎在木板上。这段时间妈妈都没有拦着他，甚至对新发现的匕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月后，妈妈一层一层揭开哥哥的绷带，我在旁边盯着看，那手掌变得又白又嫩，中间只有一点凹陷。
于是哥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火枪的研发工作中。
他不断完善细节，用自来水管做枪管，找来了模具，把铝饭盒熔化，铸造出非常正式的枪把和枪身，但是对于火枪的核心技术，也就是怎么让枪打起来这一点，他始终未能参透。子弹需要底火，底火需要高科技，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古惑仔是没有这个能耐的。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会跟着村里的大人一起去市区看枪毙。他会蹬着自行车跟在游街的囚车后面，耐心地穿过大半个城区，忍受着高音喇叭里的罪行通报和严打口号，直到到达法场，直到高大的武警把囚车上那些比我哥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拖下来（他们头上插着木牌双手缚在背后），砰得一声就地枪决。然后人群散去，我哥就在血迹旁边寻找弹壳或弹头捡回家。但那些都是已经用过了的，薄薄的黄铜里只有炸药的残灰，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叹着气把弹壳扔在抽屉里。还有他的枪，永远处在半成品的状态，上不了帮派的战场，成了我的玩具。
六 孤独的冲压机
回想过去，我觉得哥哥那时肯定是苦闷的，他执着地造刀造枪，不是因为喜欢这些，而是想要寻找一条出路。
，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在温州似乎做什么都能赚。我们村里的房子家家户户门前都有道坦，也就是小院子，平常都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场所。没多久，家家户户都搭起竹棚，把一座座小院子围起来当工厂，顶上铺着黑色的油毡布，旁边放着柴油发电机、油桶和机器。有做皮带扣的，有做打火机的，有做袜子的，做鞋子的最多。笨重的柴油发电机声音巨大，震动激烈，大人们在上面铺上石棉瓦，我们又有了新的乐趣，把小石头放在石棉瓦片上，只要机器一响，这些石块就像活过来一样，疯狂地跳舞。
人们也在疯狂地赚钱。三叔家门前，每天有好几辆三轮卡开过，运来成梱的锋利的铜皮。司机和小叔一起把铜皮抬下来，那是别的工厂的下脚料，正适合制作铆钉。铜皮分给在作坊里打工的七八个江西姑娘（她们是头一批到我们村来的打工者），沉重的冲压机冲头每秒钟跳动三四次，每次都会发出沉闷的轰鸣，她们嘴上戴着口罩，耳朵塞着棉花，手上戴着袖套，就着昏黄的白炽灯，准确的在三分之一秒的间隙把铜皮推到冲头下面，裁出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铆钉、铆座。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八九点，中间吃午饭晚饭。晚上九点以后，一台台冲压机陆续停下来，嘈杂的交响也变得清晰，你可以按照节奏听清有几台机器在运行，三台、两台、一台，最后这台会倔强地持续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那是当天没有完成定量工作的、或者想要多冲几斤铆钉的姑娘还在坚守，慢慢地，你能听得清马达转动的嗡嗡声，冲头吞掉铜皮的类似折纸的响声，以及机器重新抬起，在滑轨上移动的声音——叽工、叽工、叽——工……
妈妈也在三叔的作坊里打过一两年工。那时她原来工作的在直洛的汽配厂已经倒闭了，后来又在仙桥的鞋厂里踩鞋帮，再后来就在三叔的作坊里冲铆钉。相比之下，我当然是喜欢她踩鞋帮的，因为车间里很明亮，到处是做鞋帮的海绵，我可以随地打滚，缝纫机嗡嗡响像一群蜜蜂，不会伤人的耳朵，最重要的是，车间里有台磁带录音机还会不停循环播放流行歌曲，为单调的工作增添节奏感。
那时候北京亚运会刚开完不久，韦唯和刘欢演唱的《亚洲雄风》几乎在厂里播放了整整一年，我妈和她的工友们就在雄壮的歌声里把冒牌的亚运会LOGO一个个缝在鞋帮上，雪白的棉絮四处飞扬。
冲铆钉就无聊多了，冲压机都是并排靠墙放着，妈妈工作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她的背面，在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下，她的肩膀不停抖动，机械地移动双手，抓过一张铜皮，钉成马蜂窝，摞在左脚边，再伸手去右侧拿新的铜皮。因为就在家旁边，所以也无所谓什么时候下班，妈妈总是整个作坊里最后一个回去的。晚上我不敢一个人睡觉，就在妈妈旁边百无聊赖地坐着，一会儿扯扯她的衣服，问她什么时候下班。她在那摞废铜皮上比划一个高度，说，堆到这么高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有了目标，过一会就拿手比一下。在等待的时候，我困意重重，盯着冲压机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来的，我妈妈巨大的影子，抵抗睡意。
七 非宗的名牌鞋
三叔的作坊在我们家族里只是一般般。我小叔比他起步晚，但发展快得多。他进了大批鞋帮、鞋底和香蕉水等原料，粘成一双双旅游鞋。堂屋里、厨房边、院子里到处摆放了用来晾晒旅游鞋的竹架子，一只崭新的竹架，不消三天就挂满了从鞋子上流下来的尚未冻结的鞋胶，空气中充满了苯类挥发性胶质的气味，刺激着人们的鼻子，让人既兴奋又疼痛。第一年，小叔搭着大伯的顺风车，把鞋子卖到了东北，收款的时候他怕出事儿，和我三叔一起坐火车过去。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用扁担挑着一个巨大的麻袋。麻袋沉甸甸的，他们从东北扛到了家里，在家门口，小叔自豪地把麻袋打开，里面全是银光闪闪一块钱硬币，足足有一万元。
聪明的小叔是特意把钱换成硬币的，那时候东北不太平，这样就算路上遇到了劫匪，也抢不走这么沉的一袋钱。
小叔和大伯相比，又差远了，，有全村唯一一台手摇式电话。他还驾驶着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经常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开着拖拉机到上海办货，是村里见多识广的人，也是第一个建起三层高楼的人。
三叔、小叔办的是作坊，大伯办的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工厂，白底黑字的厂名牌匾就挂在家门口，叫温州某某某鞋厂。大伯的生意多到忙不过来，村里老老少少都过来帮忙。我和堂姐堂妹们放学、放假了以后也常去大伯家里打零工。院子里总是堆着成箱的鞋子，准备发往外地，前厅里，男人们总在不停地给箱子打包，银光闪闪的打包机，像一辆小火车沿着扁平的塑料打包绳行驶，前后绕一圈，就包地严严实实。
女人和老人们在里屋做商标，楼梯下原来放马桶的小间成了仓库，里面放着打包成袋的各种商标，有正在跳跃的豹子，我们叫“猫”；有系着领结的兔子，叫“兔头”；有三个斜方块拼成一个三角形，叫“方块”；有三瓣的莲花，就叫“花”，还有大胡子老头叼烟斗（老人头），头发乱糟糟的美女（美人头），小汽车、小鲸鱼一大堆商标。一双鞋子很多地方要用商标的，侧面要用缝纫机把商标缝上去，上面，也就是鞋舌的位置，则是用油印机印上去的。这个活儿最轻松，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小孩子来做，一刷，彪马；一刷，花花公子；一刷，鳄鱼……让人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赚到了钱（最多五毛），就去买糖，然后拿着捡来各种商标玩，从小学到了勤劳致富的道理。
虽然在同一片屋檐下长大，但家庭的条件不同，孩子们的感受还是很深刻的。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阿文，比我哥大一岁，当我哥还拿着砍刀在隔壁村闯江湖的时候，他已经跟着他爸到各地做生意了。有一年冬天，快过年了，堂哥和大伯也从东北收款回来，和小叔不同，他们坐的是飞机。我们第一次见到做过飞机的人，都赶紧跑到大伯家里看。堂哥看起来太胖了，身体好像气球一样鼓。大妈帮他把羽绒服解开，我们才看到堂哥前前后后裹着成梱的钞票，就像一件防弹衣。堂哥如释重负，打开行李箱拿出飞机上发来的草莓酱给我吃。草莓酱太少，我们都想要，他就问，你们今年谁最乖啊？我们都喊着，说自己印了多少兔头、多少花。我也很急，看到堂哥的鞋子，赶紧说，我印了很多方块，和你的鞋子上一模一样。堂哥说：不一样，我这个鞋子是正宗的。我问，那我们的鞋子呢？堂哥说，那是非宗的。
八 我们共同的爸爸
我们给大伯家印刷商标的事，哥哥是从来不参与的，尽管他穷得叮当响，但从不屑于赚这种小孩钱。这也成了家里和四邻攻击他的借口。
真正有出息的人，要么勤快，比如像大伯和小叔们那样，能做出很多非宗鞋，赚很多钱；要么路要走得正，比如像我们亲戚们那样，凑钱入股走私电子表，只要走私两三次，就能买辆本田王摩托车了。再不济，就是像我妈我爸一样出力气，也能攒下不少钱。但我哥是不屑的，不仅仅因为来钱太慢，更因为他和堂哥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年一起捣蛋时候，堂哥是他的跟班，现在又怎么可能给堂哥家里打工呢？
很多年以后，我妈和我聊天，她说，有一次我哥和我堂哥不知道又捣了什么蛋，惹得我大伯非常生气，把他们两个都扔到河里去了。堂哥一掉水里马上往回游，被我大伯捞起来又扔了回去，我哥观察了一下，看到这种情况，直接就游到对岸去了，爬上岸上又蹦又跳，。堂哥再次游到大伯脚下，向他求饶，说我错我再也不敢了，大伯就把他捞上岸来。
大伯揪着堂哥回了家，见到了我妈，这时候我哥也满身湿漉漉的站在旁边。大伯说了一句话，让我妈耿耿于怀很多年，他说：这两个小子都挺聪明，我儿子聪明在骨里，你儿子聪明在皮里。
大伯说完就走了，我哥向我妈抱怨，说大伯偏心，把堂哥扔得近，把他扔得远。我妈愤怒地说，他又不是你爸，凭什么不偏心？
这句话戳中了要害。我从小就知道，或者被我妈灌输，那个我和我哥的共同的父亲，我妈妈的丈夫，是指望不上的。我爸一岁的时候生过脑膜炎，反应比别人慢一拍，从小也没有上过学，酗酒，脾气暴躁，干的是采石场里面的体力活，他唯一擅长的就是卖力气。我记得有一次村里的公厕满了，全村组织挑粪大赛，就是把粪肥运到田里去。我爸挑着两桶大粪健步如飞，像一台散发着恶臭的火车头，跑在全队的最前面，并光荣得戴上了一枚大红花。我从没有见过我爸这么快乐，但我妈对此绝对嗤之以鼻，因为她觉得这是村里组织的，没有奖品，干得最好，恰恰说明他最笨。
我妈是如此地痛恨我爸，我们甚至都从没叫过他爸爸，而是和堂弟堂妹们一样，叫他“二大”，也就是“二叔”意思。小时候，当我发烧不肯打针，拉着裤子挣扎的时候，我妈就会吓唬我，不打针你就会变得和你二大一样，我马上就脱了裤子。他们结婚39年之后，我妈59岁，她为自己在汀田的娘家后山公墓上选了一块墓地，这样死后就不用和我爸埋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的内心，总还是有那样的需要。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中，保留着两次拥有爸爸的感觉。一次是秋天和家里人收割完稻谷，我捡起几条遗落的稻穗，用火烧着玩。饱满的谷粒像爆米花一样炸裂，露出诱人的白肉。我爸看到了，坐在我旁边，说他们小时候也这样玩，烤过的谷粒很好吃。还有一次，午后我在村里的小路上奔跑，正好撞到爸爸提前下班回家，他似乎很高兴，把粗糙的手掌在我面前摊开，里面是一只他在路上捡到的塑料小金鱼。我非常开心，爸爸也很开心，一把把我抱起来往家走。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时刻，我对他没有恐惧，心里还充满了自豪。
我不知道我哥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些短暂的“拥有爸爸”的时刻。我只知道，在整个童年，我都是如此渴望拥抱，他应该也是一样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