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谭|年轻故事(七)

1979年的9月，我正式从一个喜爱画画的乡村少年变成一名美术学院的学生。

“广州美术学院”的校牌集了鲁迅的墨迹，典雅古朴；进了大门，就看，，姿态与我几年前画过的石膏像相仿：一只手臂自然下垂，另一只背在身后，面容和蔼，神态安详，只是巨大了不知多少倍，连底座足足有两层楼高。主席风衣的下摆被微风轻轻吹起，原本巍峨的身躯就显得更加昂扬了。美院的院子里巨树婆娑、绿草漫地，曲折的石径两边开满一簇簇、一片片红的、蓝的、黄的、紫的、白色的鲜花，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广州“花城”的称谓。空气氤氲滋润，与干燥单调的北方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班共12人，分别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河南。初次接触，彼此间都显得很拘束，几天后逐渐熟悉，几周过了就开始嬉闹起来，外地的同学这时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广州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几句粗话。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26 岁，最小的16岁，背地里开玩笑时，就让年龄最小的同学给班里的大姐喊妈妈。

1979年的广州，是国内开放的前沿，是人们心目中的“花花世界”。除了街头矗立着巨幅的商业广告、小巷专治各类“性病”的纸条外，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各种走私品：蛤蟆镜、电子表、折叠伞和录音机。几个外地同学相约上街时，总觉得眼睛不够用。喧嚣亢奋、光怪陆离、生机勃勃、乌烟瘴气……这类的词用来形容当时的广州，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第一学期的素描上来画的就是石膏像。我想石膏像我是画过的，当我和同学去学校教具室搬道具，看到放了满满一屋的大卫、维纳斯、拉奥孔、被缚的奴隶、阿波罗之类的石膏像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几年前我画过的涂过清漆的毛主席。

一年级教学非常严格，完全的苏派训练方法：先画石膏头像，接着画解剖石膏头像，然后画人物头像。石膏像和人物同处一个角度，石膏像这样摆，模特也这样坐。画过几周后，石膏像搬走，模特撤掉，前面的作业上交，凭记忆再画人物头像默写，画了人物默写再画扒了皮的头像解剖默写。画一张交一张，老师一张一张打分，最后一张一张评比。

上学后学校把我们报考时交的作业退还给我们。老师说，我考大学的时候创作是中南五省的考生中分数最高的，色彩也是前几名，唯有素描不行。开始我还不太相信，私下问了其他同学，发现我的素描分数确实是班里最低的。尤其是现在一上素描课完全没辙了，不懂解剖，不理解结构，又没有经验，画的不是“脏”就是“腻”，刚入校时的兴奋没有了，我一下子就变得很压抑，很自卑，话也变得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几天不说一句话。班里同学那阵子正热衷于相互取外号：彭俊又高又瘦，老穿条，相对于“彭大将军”，彭俊就被叫作“彭大裤子”；林若夫晒被子时被发现上面有遗精，就叫“买破（地图）”；徐坦鼻子大，成了“鼻大洛夫”；黄小鹏穿着喇叭裤，拎个录音机，“烂仔”就成了他的绰号……这时广州正上演法国电影《沉默的人》和《愤怒的人》，看电影回来，我就变成了“老沉”。

但最终我还是不服气的。我心里想：你们画得好，那是因为上学前你们条件比我好，你们见得多，画得多，有人指教，我要有同样的条件我就不信会比你们画得差。我就开始暗暗较劲，课堂课外狠下功夫：白天上课，死命地研究解剖和结构；中午就躲在蚊帐里整理听课的笔记；晚上若没在教室画画，就肯定是在图书馆看书；课余和星期天则一次不拉地和同学们结伴出去画风景。

最初画风景，大多就在学校院内，之后到学校隔壁的晓港公园或学校附近的乡村农田，再往后就跑野了，直接到繁华的沙面、海珠桥、火车站甚至北京路，找个角度，往路上一坐就画起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常会有些只顾看热闹而不看路的人，走着走着，一脚就踢翻了画箱；而画着画着，有人突然就趴在身上更是常有的事。最远的跑到华南植物园和黄埔港，早上天不亮就出发，换几次汽车才能到达，回来时已经是晚上了。年轻气盛，虽然很累，却又不愿意承认。也没想太多，就觉得学画的就得不停地画，只有画了才踏实。

有个星期天和徐坦还有个同学到黄埔港写生，正画着，过来两个老外，站在那个同学后面看了一会儿，说“好嘛曲”，我们没理他，一会儿又说“好嘛曲”，我们还没理，俩人就走了。那时刚学英语不久，大家差不多就是“呆斯克（桌子）、“包可”（书）的水平，还听不懂外国话，只有徐坦英语好一些。过了一会儿徐坦说，他好像是问多少钱，是不是想买画？同学一愣，起身就追，边追边喊：“哈喽哈喽，你说好嘛曲咱就好嘛曲！”这下把老外吓了一跳，转身就跑掉了。这事一时就成了饭余的笑谈。同学们就说，学习不好误多大事啊……

一直如此不停地画，一年以后，我的成绩就赶了上来。

说起当时学校的情境，用“如饥似渴”这几个字是再恰当不过了。期间，到处忙着抓，不搞生产，更不敢谈学术。除了主席著作之类的，别的什么文艺书籍也看不到。连上大学都靠推荐，整整十年里学术荒芜，文化一片空白，社会上积压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之后，禁锢消除了，社会也开放了，国外的东西大量涌入，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学子们被压抑的激情迸发出来，就像跋涉过茫茫沙漠的旅人突然遇到甘霖，一头扎进去就不出来，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

学校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的图书，尤其是画册，从古到今，应有尽有。图书馆除了白天正常上班外，每周还有两三个晚上对外开放。每晚还没到开门的时间，图书馆门口就已经黑压压聚满了人，门一打开，学生们就“呼啦”一下子可着门涌进去，抢座位、拉椅子的声音就响作一片。动作稍微慢一点，一晚上可能就只好坐在墙角或者站着，而没法使用供阅读的桌子了。

只要图书馆开门，我是必然要到的。四年里我把学校的画册几乎翻了一遍，并且学着高年级同学的样子临摹画册，临满了整整五六个一百多页的速写本。临摹是严谨的，既不是随便临个草图，也不是为了临几块色彩，是想把它临得像本真的画册。我担心毕业后回到河南就会像以前一样再也见不到国外的画册，就想把它临得像印刷出来的真的画册那样，以备后用。一晚上一张，整整临了四年，不管画面多复杂，既使是十来个人物的画面，我都用小毛笔一丝不苟地把它完完整整地临摹下来。早早地占个位置，借几本画册往看书的小架子上一放，打开水粉调色盒，摊开速写本就开始画了。开始时临摩苏联现代的作品，后来就是印象派的、表现主义的，再后来就是西方当代的作品。遗憾的是，临摹的这些“画册”眼下也就只剩下两三本：我不在家时常会有学画画的学生去家里看画，有些被人借走就忘记还了。好在毕业之后原版的国外画册不再紧俏，不然我不知该有多心疼。

二年级之后，除了上课看书，我开始尝试着画一些创作类的作品。白天教室上课全是人，晚上就空空的，我就和徐坦、黄小鹏在教室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