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头儿,跟我说,人生总要慢慢地走.

2020-11-28 11:16:10

我还在时装杂志做编辑和写手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老头儿”。

他见我急匆匆地赶采访、急匆匆地赶拍摄、急匆匆地赶着要把写好的稿子第一时间发给主编的，就笑嘻嘻地对我说：

不要急。人生总得慢慢地去走。

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多在中国从事当代艺术的人都认识他。

他来自瑞士，却也会入乡随俗地喝二锅头。

熟悉他的人，会熟稔地喊他一声“乌利”，就像是喊邻居老王那样喊。

他全名叫做乌利·希克（Uli Sigg），对他来说，艺术最美，生活恰如流年。

80年代，乌利有一个看着很微小，但在当时却很难实现的心愿：他要让更多的人见识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潜力；

90年代，乌利已将中国当代艺术带入了世界舞台，中国艺术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如他坐落在卢塞恩湖畔的城堡、水面垂钓的倒影、盛开的苜蓿花园一样；

新世纪，已经在享受生活成果的乌利，认为真正的品质生活是：简洁，了解艺术的情调，以及拥有信仰和梦想。

光阴的游走，每一秒都很有价值。

年少的时候围着河坝垭子奔跑，穿在柳条间的燕子叫的都是些青春无限好的咏叹调；年老的时候便开始缓下脚步来，沉浸在城根下的夕阳晚照中。这大多是老外体会不了的中国式光阴变奏调，也许金发碧眼的洋人们，绝对做不了中国老头子们的相由心生、清心寡欲：从60岁开始就坐着晒太阳，到了生命的黄昏依旧忘不了京韵秦腔之类的绝妙。

乌利·希克却说他看得明白中国式光阴的精到。

他爱中国爱了二十几年，甚至比许多80后90后的中国年轻人都还要爱中国爱得更久远，以至于许多晚辈几乎都不敢说他不是中国人了——他在瑞士的家里浓缩着整整一个时代中国艺术家们的光阴：中国的地图被做成了巨大的椅子，方尖碑也可以当成衣帽架，有时他会从别人手上抓过一支恺撒大帝用过的鼻烟壶来端详，别的收藏家都看成是宝，他大概总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没一会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把方力钧和曾梵志的作品兴致勃勃地推给别人看，像炫耀自己孩子的小学考试满分试卷那样兴奋溢于言表。

他喜欢在自己的城堡所在的卢塞恩湖垂钓，观赏4月历苜蓿花的盛放。

他嗜好咖啡，喜欢一口喝完苦涩的expresso；他喜欢上世纪80年代的歌星，上海留声机里传出的音乐。

他痴迷像在砌长城一样的“麻将”，引起欧洲艺术界极大重视的“麻将——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就由他操作。每个把红中白皮甩得利落的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人类最完美的生命是120年，他如今已然熟成，就像他把中国当成第二个故乡，比起瑞士的老家来更多了几分私心肠。

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们，至今都时常念着这位外国先生的好。

他说他还不老。

我们说我们知道。

一个城堡一个世界

中国人从小就喜欢听外国人的童话故事：优雅的王子与美丽的公主，湖水里天鹅的倒影纤柔非凡，两个注定会得到幸福结局的人儿，在民众的祝福声中走进城堡去，他们的未来也同样是威严的国王与优雅的王后这样的隽永梦幻。

乌利·希克也住在城堡里，他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会坐进小小的游艇，在城堡所在的卢塞恩湖水域上垂钓。

走过连接着卢塞恩湖的栈桥，远远就会看到那座绿色小岛上中国艺术家隋建国的雕塑《中山装》肃穆地矗立着，这座三层高的城堡修建于中世纪1605年，是乌利与第一任妻子RITA一起看中的。乌利半生都在架构中国与瑞士的桥梁，如今他将生活归结为享受城堡生活的阳光与绿色。

在卢塞恩湖畔他制作了一张中国地图样式的长凳，。除了将艺术品往这座小岛上搬，乌利还将城堡庄园的粮仓改造成了一个个小小的船坞，这是他除了艺术品收藏之外另一个小小得意。他喜欢把不用的小船倒挂在粮仓里。“这样看上去也是一个装置作品。”

在三层的主宅附近，有一幢可爱的花匠小楼，小楼是两层的，周体红色，乌利夫人说：“欧洲过去的庄园主认为，花匠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正因为如此，小楼才会在历史风雨中保存完好。

每年4月，花园里的苜蓿花开放，乌利会与夫人一起邀约友人前来观赏，品咖啡，晒太阳，在载满苜蓿话的小船上泛舟垂钓，

步入一楼主厅，艺术家耿建翌的一套四幅油画作品悬挂在墙壁上，那些中国人最为熟知的哭笑莫辨的脸是耿建翌最具代表性的图符。而艺术家王瑾专门雇佣织工用环保材料织就了一件“龙袍”，而二楼房间的工作室装饰简洁，墙壁毫无修饰，地面用水泥铺就。从城堡往外看，能望见喜爱垂钓的乌利在湖畔修就的四个码头。

可是乌利却说这些没什么了不起，他的城堡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换成是北京人的认知，大约就是老式的四合院或者是公寓楼的604号房，然而有太多的中国艺术家会将乌利的城堡，看作是自己温暖的摇篮。

所以每个进出乌利城堡的中国人，都会觉得那是一个让人极度自在的地方：

、王广义、耿建翌、张培力的名字就落在随处可见的画作上，也会有一些目前暂时觉得眼生，但未来一定会响彻海外的名字，落款同样都是些能念出声来的方块字，比起“Eric”“Johnason”“Alexander”来要更亲切。

乌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那些在当时还只不过是被10块钱扎堆卖的“廉价货”，反倒被乌利看出了颜料与褶皱之间蕴涵着的激情，于是他将当时任瑞士迅达集团亚太区域经理的薪水拿出一部分来，用比“10块钱”的抛售价高得多的价格，买走了许多几乎快要放弃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也买走了他们几乎失去信心的创作欲望，让他们能重新在被认可的激励下，继续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艰难历程。

在过去的27年，乌利收藏了大概1000多件中国艺术品。而也是在这座城堡里，许多艺术家完成了自己的创意。

现在乌利的城堡里，已经有超过几百件中国当代艺术品了。

这还不包括他数次借出给各大博物馆展览的作品，并且有一些作品的体积实在太过庞大，即便是他那个美丽的小岛，也都装载不下如此众多的80年代到90年代艺术家们的喷薄灵感。

我们会发现在乌利的城堡里，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类型几乎不局限于任何一种刻板的格式，油画、雕塑、二次创作，甚至是影像与行为艺术的痕迹，他看到好的就会带回来，并给它们找一个舒适的歇脚地。

他将这些作品看得很重要，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算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可以随便触碰——对他来说，作品本身的市场价值并不是他所在乎的事情，他曾在作品中获得过艺术的感动，那已经是他最珍视于心的巨大财富了。

他不说他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大推手，纵然他当之无愧，可他也不愿意别人将过高的帽子扣到他的头上。

两个国家两个情缘

在瑞士，乌利是仅有的被国家认可的两个拥有私人湖泊的人之一；在中国，乌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国际合资企业迅达集团的CEO，瑞士驻中国、蒙古、朝鲜大使；在世界，乌利是私人拥有最多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家；目前他担任中国发展银行和中国其他公司的顾问，并继续担任着荣格集团等跨国媒体公司的主席……

他的头衔，每一个都太过耀眼。这些头衔同样也造就了艺术品来到他手上的基础，他始终记得那种突然爱上艺术品感觉：

那是一种震撼。他说。

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心惊胆战肝儿还颤”，是一种从视觉入侵，瞬间占据了所有感官主导权的强烈感官刺激，、技法优劣、升值潜力，他只要在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有了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带回去。

这与一般收藏家以及艺术投资家的原则都有些大相径庭，完全凭感觉去主宰购买的意愿，几乎没有过半点的市场调研，实在太过冒险。

乌利偏偏不那么喜欢别人把他当成收藏家或是艺术投资家来看，他买中国当代艺术品，纯粹就是为了喜欢，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珍视着自己心爱的玩具的孩子，你几时见过孩子们愿意把他们心爱的玩具拿出来卖？

上世纪90年代初，乌利离开了迅达，1995年他做了瑞士驻中国的大使，，刚看完成堆的公文就与艺术家们一起去吃麻辣火锅。

周末的时候，他还会得意洋洋地骑着很中国式的铁皮自行车，有时一路向东，有时一路向西，在798还没如现在这般红火的日子里，他将一件又一件不可多得的杰作，从几乎被尘嚣埋没的角落里带回住所，然后每年几次在返回瑞士的时候，打包一起带回家。

从瑞士往返中国的无数次，遭到了无数朋友的不理解与质疑；他曾从中国满载而归地回到瑞士，带着几十年来为了艺术而沉沉积累下的操劳。如今他已经不能在这两个国家间做取舍了，于是他有时在瑞士，有时在中国，但无论人在何处，他心中都始终对两个国家满是牵挂。

即使被问起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发展这样的问题，他也只会喝着加了双份奶的意式咖啡，用厚实且稳重的腔调说着他眼底的浮光掠影：

70年代的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不敢与旁人接触，。这其实并不太陌生，许多人家压在书桌玻璃台面下的黑白老照片上，穿着粗布褂蹬着黑布鞋的父母与祖父母，眸子里流泻的都是一个时代的相似特征。

2009年的时候，乌利已经完全被中国人的摩登与热情所征服。他随便走在王府井路口发一小会呆，也会有英文说得很溜的本地人凑上来帮他指路。国贸的高楼已经成群了，汽车多得每天都要拥堵，擦肩而过的妙龄女郎手中拎着的购物袋上印的是LV与PRADA。

他说得更像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变迁，看似与当代艺术的话题挨不着边。可当他微微笑起来，无数的收藏品就从他的印象中滚落而出，从一幅幅，串成了一列列。针砭时弊、人情冷暖、抽象写意、挥洒世间……

中国当代艺术就像是在紧紧贴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样，乌利看清楚了它们前进的方向，于是郑重地把它们的足迹保留下来，无花无作乐，且赏且蹉跎。

他至今都对于妻子帮他出谋划策，最终决定与他一起来中国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能在将近三十年前下定决心放弃在瑞士的优渥生活，前来中国寻找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7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绝不能用简单的一条路去分析了解，三十年后他欣慰地看着中国俨然是整个东方世界的领袖——明明他才是中国人眼中的老外，可他为中国骄傲的感情不比任何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家里人都来得逊色。

从商时，他用经济战略的眼光试着去了解中国；从政时，；现在他全身心地投进了当代艺术的提炼中，将整个中国的形象描绘得更生动也更清晰——他总说这是构成他完整人格的三大支柱，缺少任何一角，都难免会留下看不真切事实的遗憾。

这分明也是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了，魏蜀吴的三足鼎立，用旌旗与硝烟告诉后人，他们亦友亦敌，孙权可以联同刘备打曹操，关羽也会念着旧情放曹操离了华容道，中国的人文从来都是矛盾与和谐共存着的一体。乌利的三面人格，确实存在得正确且有理。

因此乌利才会乐在收藏而不是疲于转售，当一个艺术家的身价在乌利的帮助下水涨船高，以至于高到连乌利自己也买不起他的作品的时候，乌利并不气恼，也不会觉得失落——2009年的天气开始转暖，在结束完手边的工作之后，他又会满北京地四处溜达了，有时一路向南，有时一路向北，多的是既便宜又好的艺术家与艺术品，他仍在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般，不间断地寻找着心爱的玩具，为的只是那一眼倾情的震撼。

90年代初的时候，油画在西方世界已经完全落寞，十年之后又重新走回市场的主流，乌利说审美与潮流始终存在众多不同——言下之意，只要你喜欢，那就是件艺术，无需去在意权威的指指点点与伪权威的愤世嫉俗。

如今的当代艺术，被越来越多的媒体炒成了一件事关个人修养的时髦事，798里流行时装与艺术展览每天都有，周末休息的人们会成群结队的去看。这是好事，相比起国外早已蓬勃的当代艺术，中国本土的艺术发展确实应当大步跨向前。只不过现在的人们时常会问：中国艺术家在八九十年代做了些什么？——可惜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去留意。

乌利最怕的，就是永远都没有人去留意。

三个周日三个单词

乌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

他吃素，所以能保持身材挺拔，尤其是穿上黑色风衣后更显风度翩翩，在镜头前更是容易展现出一个领导者和艺术收藏家的不凡气质：倨傲、稳重、祥和……他走起路来比很多人都要快，眼神矍铄中闪烁着别人没办法仿制的睿智，那是光阴的沉淀所遗留下的巨大宝藏。

他四十年前做过划艇运动员，有着世界级的卓越实力。如今他依然保存着运动员式的气质，坐的时候腰板挺拔，胳膊充满力道，下巴微微抬起。

这就让我们不再疑惑于他哪来的那么大的精力与体力，能以一己之劳，将原本蒙着厚厚尘土的中国当代艺术韬出金光来，摆在西方评论家的面前晶莹溢彩。

理论上这样一个从艺术世界里走出来的男人，应当夹带着过于荣耀的光华，就算不是裘皮狐毛这样常常映在老式电影胶片里的奢华，也很能被人们原谅他可以不修边幅，甚至是豪放不羁。可是乌利却那么从容地坐在被采访的位置上，穿着服帖的衬衫以及优雅的大衣，当被问及是什么品牌的时候，他不说GUCCI、GIORGIO ARMANI这样让人期待的答案，反而抿嘴一笑，不予回答。

在他看来，时装同样是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艺术，有着无尽的放想与鲜活的创造力，能将穿着时装的人本身就变成一件艺术品，打开家门，走上街去恣意展示。然而他会很幽默地告诉我们，就像你无法要求米开朗基罗去画出凡高的画作一样，即便是时装这样最平易近人的艺术品，你也得慎重根据素材，再选择颜料，等到形神合一，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平时的乌利，他不会勉强自己的年纪，硬把身体塞进John Galliano或者Alexander McQueen这样的妄想与放浪中，他喜欢柔软的面料，简约的剪裁，有时只是在细节上的一些小巧思，就能引来他的抚额微笑。这样的衣衫，会让他觉得自在，他老说他不是什么天生要生活在镁光灯下的人，就连摄影师拍摄他的人物照都会让他觉得有些拘谨。

可他始终是和善地微笑着的，不怒，不喜，不妄，有着卢塞恩湖式的波澜不惊，我们说这很像是中国道家的思想，他摇摇头，大约是他没怎么了解过道学，可那种有些惊讶和向往的神情却分明在意味着他又有了新的好奇。

闲暇时候的乌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呆在有花鸟树木的地方，一呆就是一下午。他在卢塞恩湖的城堡有着一个很广大的花园，里面种着难以一眼望全的苜蓿花，每到四月花期的时候，他就会跟妻子慢慢地在丛中踱着步。

妻子很安静，她明白丈夫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前景的沉思，几乎全在这个花园里凝结，于是总会长时间一言不发地陪在他身边——只是他们的手是紧紧相牵的，乌利想到什么让人兴奋的主意，妻子立刻就会从掌心的热度体味得到，然后她就会先离开花园，摆好餐具，煮好香浓的咖啡，烤上几个乌利最喜欢的黄油甜甜圈。

去卢塞恩湖拜访过乌利的中国艺术家，大多都曾在这个花园里与乌利畅快聊天。他们有时会聊川办的麻辣口水鸡让人怀念，有时会谈瑞士的雪场不如以前，天南地北地扯到最后，乌利往往会先不说话，那些他中国的孩子们也就都沉静下来，坐在椅子里默默地嗅着苜蓿花清幽的香气。

希克太太还是会关照地把咖啡端来，有时还会根据中国客人的喜好，送上淡雅的中国绿茶，她跟丈夫有着相同的观念：每个年轻的中国艺术家，都是他俩引以自豪的孩子。

正是在这个花园里，许许多多的中国艺术家在难得的逃离尘嚣中，获得了珍贵的创作灵感。乌利很欣慰自己的家能成为他们的艺术伊甸园，然后他就开始构思下一届“中国当代艺术奖”的详细安排，最好能赶得上时间，把孩子们的新作品一起包纳进去。

“中国当代艺术奖”是乌利独自创办的一个指标性大奖。在许多天色沉昏的岁月里，也正是这个奖的光芒鼓舞了不少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无比坎坷的中国艺术家。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刚开始创办这个奖的乌利，也许要比大多数中国艺术家都要来得更加艰辛。

他曾一次又一次地游说评论家能多分一些关注的目光给中国，也曾在展览上拉来不少在艺术领域很有影响的好友前来救场，利用他们的名声来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光环放得更大。

1999年在塞曼主持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由于他的大力推荐，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得以首次大规模在国际艺术舞台上集体亮相，使中国艺术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而这样的乌利却从不居功，他无所谓别人给他的褒扬与鼓励，就像是家长夸着自己的孩子好一样，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觉得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即使当工作已经霸占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他也依然存留着对于个人空间的一点点奢望——假使一周的休息日有三天，他又会想怎么去安排？

一天在卢塞恩湖划船。他说。这是他年少时的梦想，至今都仍然没有改变。

一天在长安街上骑车。他说。从王府井一路溜到西单，他在任瑞士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这么偷偷地跑出去玩。

还有一天呢？——还有一天就陪着妻子好好打理花园。他眨了眨眼，露出一副顽皮的神情来。看来对于那几件刚刚在他花园里安家的中国艺术品，他还没完全褪去初识的喜悦与新鲜感。

有人说，乌利，你是在满世界地收藏中国呢。

他就会立刻骄傲地回上一句，不，我是在满世界地展示中国呢！

这确实是他的为人，他曾不止一次用四个大集装箱载着这些被他带回家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从伯尔尼到汉堡再到萨斯尔堡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展出，为的就是让那些长期对于中国有误解，对于中国的艺术更是心怀偏见的人，能有一个近距离接受认知洗礼的机会。

于是在那些展览的日子里，无论是伯尔尼，还是汉堡，每个城市的艺术区里都洋溢着格外振奋与震撼的惊叹：“这就是中国！”

然后乌利就微笑了，在他近三十年的海外“传道”生涯里，他最常说的三个单词就是：“China”、“Chinese”以及“Chinese Art”。如今他已经渐渐的不用再那么频繁的说这三个词——中国当代艺术已经真正走向了世界，会有越来越多被艺术感动的人们来替他将这三个词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去。

中国向来不缺好的艺术家与好的艺术品，只是长期以来一直都缺一个能把他们带出家门去耀武扬威的人。乌利·希克做了这个人，并且他以后还会继续在做这个人——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叫“好人”，而且是很好很好的“老好人”。

乌利·希克不介意当这个“老好人”，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有这个价值，而且他当“老好人”当得很是快乐。

当我们问到他为什么会在中国当代艺术面前如此地快乐的时候，这个恰好站在古稀当口的男人，用他一贯聪敏又友善的笑容，风轻云淡地回答道：

“I like it.”

然后他就看着很朴素但颇有设计感的电子表，估算着下班飞往上海的航班的时间，在亲如女儿般的美丽公关的陪同下，准备出门。

走到大门口，他突然又在楼梯上停住脚步，像是觉得不尽兴似的，末了又回过头来补上了一句——

“I just like it.”

乌利·希克简介

出生于1946年，在瑞士长大，在著名的苏黎士大学法律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曾任新闻记者和编辑。1977年至1990年在迅达集团成为董事会的董事。1980年他建立了中国和西方的第一个合资公司并持续担任了近10年的副主席职务。1995年后被瑞士政府派往中国、朝鲜、蒙古任了四年大使。回到瑞士后，继续担任荣格集团等跨国媒体公司的主席。目前他担任中国发展银行和中国其他公司的顾问。

1997年他建立了中国当代艺术奖，专为生活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设立，同时他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协会、伦敦Tate画廊国际咨询协会和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的一员。他曾任北京2008 年奥运会主体育馆瑞士设计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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