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香港苏富比今年春拍推出的“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与台北故宫相关藏品外观类似。细看台北故宫藏品，其花瓣上的釉彩较为浓厚沉着，画工用笔也显得更为古拙，碗身上的莨苕纹，也透露了和西方元素的直接关联。相比之下，苏富比拍品则隐退了明显的西方元素，花卉上的粉红彩发色明艳通透，晕染细致有层次感，这些特征在雍正朝珐琅彩瓷上十分常见...
“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香港苏富比2018春 HK0797
左：“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香港苏富比2018春
嫣绯金炼-奈特典藏珐琅彩碗 HK0797
右：清康熙 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018年春拍，最让人期待的瓷器，恐怕非香港苏富比“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莫属了。该拍品与台北故宫藏“清康熙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相比，在器型、彩料、纹饰和落款上都有颇多类似之处。器壁梅花形开光内外，施大块粉红色和松石绿的康熙朝珐琅彩瓷碗，在全世界博物馆藏品中，也仅台北故宫这一件。
粉红色珐琅彩瓷的成功烧制，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香港苏富比今春康熙款粉红地珐琅彩碗，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加之它可能是目前唯一流通于市的、台北故宫藏品的同类器。媒体均在热议：其成交价有望突破去年拍卖的曹兴诚旧藏北宋汝窑天青釉圆形笔洗，创作中国瓷器世界交易的新纪录。
然而除了“世界纪录”，小艺君在此更想和大家一起，借台北故宫“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回顾中国彩瓷史在康熙朝发生的重大变革。并在比对台北故宫藏品和苏富比拍品细节表现的基础上，就二者成做时间的先后，提出一些新看法。
● 今天我们生活中的器用，往往是绚丽缤纷，瓷器上能烧造多彩的人和物，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在四百年前的明代，瓷器表面能像绘画那样“以彩写心”，是全无可能的事。首先，请大家随小艺君来看看，在珐琅彩瓷出现之前，明代彩瓷的样貌吧。它们使用“冷调生料”绘制，例如嘉靖鱼藻纹罐和成化鸡缸杯，虽然都是独具艺术魅力的陶瓷名品，然而色彩却只有寥寥几种，真可谓是“五彩”。
左：明嘉靖 五彩莲池鱼藻纹罐 福冈美术馆藏
右：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北京故宫藏清康熙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延续了明代以来传统彩瓷工艺，它以青花绘洞石，以矾红绘花朵，整体风格雅致秀润，但色彩表现仍不甚丰富。
左：清康熙 五彩十二月花卉纹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右：欧洲瓷胎画珐琅盒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却率先发展出珐琅彩瓷的制作工艺。当传教士将欧洲珐琅彩瓷带到宫廷之时，它的华丽悦目，亦另康熙大帝感到震惊。
从台北故宫藏欧洲瓷胎画珐瑯盒看，珐琅彩料绘制出的图像，更能形象传神的表现人与物。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清代宫廷，还是在江户时代的日本，藉由西方传教士、东印度公司等媒介传入东方的彩瓷、油画等视觉新材料，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等观看工具，都深远地影响着当时人的观看需求和喜好，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不少东方人，比以往更为渴望看到形象逼真而色彩鲜艳的图像。
左：明晚期 掐丝珐琅荷塘白鹭图缸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清早期 铜胎画珐琅蓝地荷花水盛(无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清康熙 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康熙晚期，内务府造办处成立了玻璃厂，以便为珐琅作提供制器彩料。元、明以来，宫廷本就有着烧造铜胎掐丝珐琅的技术基础，因此铜胎画珐琅是清宫试烧画珐琅系列工艺的开始。在色彩方面，铜胎画珐琅延续着铜胎掐丝珐琅的基因，“松石绿色地”是最鲜明的特点，台北故宫康熙“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的开光内部用色，即体现了来自铜胎掐丝珐琅的传统。粉红色是它的另一大特征，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出自康雍两朝造办处的珐琅彩，使用的是“金红”彩料——它诞生于17世纪的欧洲，以黄金为呈色剂。松石绿和粉红色的组合，可以说代表了明代以来的铜胎掐丝珐琅，与西方画珐琅技术的新碰撞。
莨苕纹 清康熙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柯林斯石柱上的希腊风格莨苕纹
佩尔格(Perge)古城遗址出土 今土耳其境内
清康熙 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纹饰方面，台北故宫藏品也记录着中西文化在康熙朝的交流。开光内绘制中国风格的花卉，开光间隔处则搭配以西方“莨苕纹”——如此明显的西方纹饰，很可能体现着清宫画珐琅在创烧时期，传教士在纹饰设计方面具有的更多主动性，然而这样少加改化的西方趣味，在雍正和乾隆朝的画珐琅器物上，是十分少见的。
● 回顾了台北故宫藏品，请大家随小艺君再来观赏苏富比“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的细部特征。该器底落四字双框“康熙御製”红料款，同样在碗壁四侧开光，开光内外分施松石绿地和粉红色地。不过与台北藏品不同，苏富比拍品用缠枝小雏菊、皮球花和蕉叶，代替了西方莨苕纹。
“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香港苏富比2018春 HK0797
小艺君虽然没有上手这件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从图片看，该碗底足和红料款的局部发色情况，具备清宫配方金红彩料的常见特征——与欧洲金红彩料不同，清宫金红在烧制后，常常析出直径较大的黄金颗粒，有些时候甚至用肉眼都能观察到金颗粒聚集导致的釉色变化。下图标注处，粉红色蕴含着黄金光泽，这样饶有趣味的发色特征，大家一定期待亲眼细观吧。
“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底足和底款的发色)
香港苏富比2018春 嫣绯金炼-奈特典藏珐琅彩碗 HK0797
● 接下来再结合台北故宫藏品，说说苏富比拍品的画工特点。
小艺君认为台北故宫藏品的画工总体观感较为古拙，例如开光中牡丹花的花瓣单向叠压，红彩色浓而重，无明显的层次感。相比之下，苏富比拍品的牡丹，则花型更具立体感;花瓣翻转颇具柔媚姿态，以黑彩勾勒出劲道的轮廓线，粉红色不仅发色明艳娇嫩，也晕染出细致的层次感，还以较深的粉红描绘花瓣的丝丝脉络;花茎和叶片则绿彩青翠，叶子的齿状轮廓也刻画的十分具体。二者同视，苏富比拍品上描绘的花卉，在彩料和线条方面更具细致感。这也透露出，它比台北故宫藏品在珐琅彩料的运用和烧造上，都应运用了更成熟的技术。
用珐琅彩料烧造出极为成熟细腻的绘画效果，是雍正朝“内廷恭造式”珐琅彩瓷的一大特征。将苏富比拍品和北京故宫珐琅彩碗比较，会发现二者在花型塑造、线条力度和彩料晕染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小艺君认为，在烧造时间上，苏富比拍品的相对年代，很可能比台北故宫清康熙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要晚一些。
左：清康熙 瓷胎画珐琅粉红地花卉纹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香港苏富比2018春 HK0797
上组：
“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香港苏富比2018春 HK0797
下组：
(左)清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右)清雍正珐琅彩梅花牡丹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富比的这件“康熙御制”款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无疑在艺术成就上是一件极为精美的作品。大家也对它抱以厚望，期待它可以藉由在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稀有度，超越去年秋拍的北宋汝窑天青釉洗，创造中国陶瓷拍卖的世界新记录。然而就图片来看，苏富比拍品的底足有小窑封，其烧造年代比台北故宫同类藏品也很可能略晚。
小艺君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在关注“天价”之外，能有更多古瓷同好来加入对香港苏富比这件珐琅彩瓷的讨论，当然也期待它在市场上的最终表现。
拍卖信息
嫣绯金炼——奈特典藏珐琅彩碗
拍品总数：1件
拍卖时间：2018年04月03日上午10:30
拍卖地点：香港湾仔博览道1号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新翼展览厅5
文、资料整理/《艺术商业》孙璐
图片来源/ 北京故宫博物院、香港苏富比
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福冈美术馆
参阅/施静菲，《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台北故宫博物院
余佩瑾主编，《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台北故宫博物院
夏商周，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这个时代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青铜的盛衰也代表着奴隶制社会的盛衰。
在礼制盛行时期，青铜器作为王权的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但随着西周末年周王朝的衰落，青铜器所象征的礼制意义也不复存在，有实力的诸侯纷纷“僭越”铸鼎、铸簋、铸各种展现自己实力的青铜器。可见，青铜器始终都只是统治者们“权利的游戏”。
四羊方尊 商朝晚期 青铜祭祀礼器 高58.3厘米 重34.5公斤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所需要的礼器与兵器，直接奠定了中国青铜器的两大框架。但随着礼制的崩塌，青铜礼器失去了其象征意义，兵器上，铁剑也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至此，青铜器从“国之大事”逐渐走向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藏礼于器
从青铜器造型艺术来看，青铜礼器是最引人注目的。
早期统治者制定出整套礼制，规定了森严的等级差别，以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礼，是统治的需要，是维持统治的重要方式，也由于上层阶级对礼制的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
《猛虎食人卣》商代晚期青铜器 通高35.7厘米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
商朝和周朝是礼制流行的时期，特别是从周朝开始，为了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将上古至殷商的礼制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并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制，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礼”的范畴。
青铜器当时作为一种稀有物，象征着尊贵和权力，祭祀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为表重视和崇敬，故多用青铜器。
权利的游戏
祭祀是礼制最重要的部分，而青铜礼器也大多用作占卜和祭祀。
那个时候，人们崇尚神权，国家要打仗必先占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神”的旨意和力量，上至国之大事的祭祀和战争，下到风雨的有无，年岁收成，出入吉凶等等...由此，巫师这一代表“神”旨意的群体对国家进行了实际性统治。
西周晚期 单五父壶一组 现藏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
神权来源于夏商周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是一种初民宗教，和所有宗教起源一样，在人们对自然与社会认识非常模糊的时候，神权悄悄萌芽产生。人们相信，通过占卜、祭祀等巫术活动能与神灵进行沟通，而作为人与神的“中介”，巫师、大祭司一系列神职人员成为了当时不可或缺，又备受尊捧的角色。
这个时期的王权同样来源于神权。实际上，早在夏朝，就有“君权神授”这一说。统治者自称“天子”，告诉人们自己是上天选定的世俗世界的代言人，他们利用宗教鬼神进行统治，将自己的权利说成是神授的，把法律说成是神意的体现。
在平民百姓心中，王权就是神权，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人们炙热真诚地信奉“神”，青铜器作为一种祭祀礼器，直观地反映着弥漫在当时社会中的宗教意识，其造型大都凝重、庄严，纹饰也显得神秘怪诞。同时，借助青铜器的神秘怪诞营造出的一种恐怖肃穆的气氛，也可以保持并强化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质也就是强化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商周·青铜器的流行岁月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并且周袭商制，铸记长篇铭文也成为了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商周时期占据了青铜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青铜的流行岁月基本集中在这个阶段。商周的器物无疑是最精美别致的。青铜器的数量和形制的大小显示出权力的等级，比如商代的鼎有方圆大小等不同的形制，大多庄重威严，装饰华美，具有非凡的气势。流传千古的《后母戊大方鼎》、《盂鼎》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它们体现了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价值与造型美感、装饰功能等特色。
商晚期 青铜天黾觥 高42.4cm 直径20.4cm 成交价： 16,520,000 HKD
青铜器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用夸张和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的发达，常见的饕餮纹饰大致就产生于此时。商周的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便铸在青铜器上了。
经历了商周鼎盛之后，到了西周恭王、懿王到春秋中叶，青铜器呈现出了的颓败趋势。
随着周天子“权威性”的每况愈下，青铜作为礼器的尊贵地位终于被动摇了，。诸侯大行其道，时局动荡。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有两个问题比较明显，一是由于历史动荡，工匠没有条件来精心制作青铜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做的比较草率，铭文的书写也非常随便。二是各个地方铸造青铜器的情况非常的不平衡，有形制草率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精品杰作，比如非常有名的史墙盘，整个青铜铭文记载了作者家族的历朝历代发展情况。
西周恭王墙盘(史墙盘)
墙盘内底部铸刻有18行铭文，共计284字。现藏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
青铜器也百家争鸣过
春秋末年到战国末年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中兴期。春秋战国是一段靠实力说话的历史，各个诸侯国兴起，周天子用以维持社会结构的礼制失去了意义，有实力的诸侯纷纷“僭越”铸鼎、铸簋、铸各种展现自己实力的青铜器。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礼制松动，观念变更，人的智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青铜在工艺，种类，纹饰等方面，也开启了自己的“百家争鸣”时代。活泼、灵动、夸张、充满想象力，有太多词语可以形容这一时期的青铜艺术了。
战国 曾侯乙编钟 长748CM，宽335CM，高273CM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华夏正统之音”曾侯乙编钟就出现在此时。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中，是目前我国已出土编钟中的最大者，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每一件都能发音，而且一件钟能发两个不同的乐音，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磐铭文、磐盒铭文，共3775字，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
曾侯乙编钟钟架特写。
钟架是铜木结构，全长10米左右，上下3层，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人形圆柱承托。
它不但验证了先秦文献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对于大量失传的音乐知识和实践、区域音乐特性和相对的理论规范等，也是重要的补充。可以看到，曾侯乙编钟不仅见证了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表现，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
战国 曾侯乙墓出土建鼓铜座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另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剑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剑中极品“越王勾践剑”就产生于这个时期。
青铜器的最后一声悲鸣
之所以说春秋战国是青铜器的中兴，是因为这个时期的青铜器“腹背受敌”，随着礼的崩塌，青铜礼器的意义不复存在，而在青铜器看似空前发展的春秋战国，始终低调的铁器逐渐显露端倪，并且显现出后来居上的势不可挡之力。
春秋晚期，公元4世纪左右，铁器出现。一般认为，铁器的出现就标示着青铜时代的结束，但在铁出现的早期，青铜器并没有被完全取代。虽然铁硬度高，较为锋利，但早期的铁器甚至还不及青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青铜和铁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
但是慢慢铁器锋锐坚硬的功能就凸现了，到了战国以后，铁器大量普及，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铁器在军事上的优势，而铁的锋利程度是铜无法相比的，所以铁器逐渐取代了青铜曾经占主要地位的军事领域。
而漆器的出现，更是让青铜的处境“雪上加霜”。青铜在“祀”和“戎”实际作用上的消失，无疑成了它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
西周晚期 青铜凤鸟耳尊 高21cm 口径31.2cm 成交价： 10,925,000 RMB
漆器是战国时期诸侯和权贵们的新宠，和厚重的青铜器相比，漆器体态轻盈灵巧，装饰绚丽活泼，它在装饰家具、器皿、艺术品、丧葬用具等领域一时独领风骚。更有传说，漆器在最盛之时，价格甚至一度远远超过青铜器。
青铜器的衰落最先来源于王权的土崩瓦解。周王朝对青铜器的铸造有着严格的规定，能够铸造什么青铜器，能够铸造多大的青铜礼器是身份和权利的体现，超过规定就是僭越。但显然，周王朝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护这个关于“礼”的规定，难免孔子要感叹“礼崩乐坏”!
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
公元前306年，楚灭越，越国名工巨匠尽被掳去，代表吴越青铜巅峰的吴越青铜剑就此衰落。
楚国的漆器文化替代了吴越青铜文化的地位，在青铜整个没落的大趋势下，吴越青铜剑的衰落可以说是青铜时代最后一声悲鸣。
“世俗”了的青铜器
历史的轨迹继续推进，到了西汉时期，青铜器高高在上的尊贵身份再也不被人们所重视，原本是奢侈品的青铜器不得不放下姿态，走向民间。精巧复杂的构造和纹饰不再被推崇，制作工序大大简化了，制作成本也随之降低，青铜器的价值一跌再跌，并且开始大量制作，进行普遍使用。由此，青铜器开始了自己在俗世生活中的起落沉浮。
西汉社会，铜器买卖被允许进入流通领域，为了加快生产速度，人们发明了叠铸技术，一次可以浇铸十几个或更多的铸件，铜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青铜的铸造需要复杂的工艺过程，所以用铜来做货币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逐渐铜就成了货币的首选。
汉朝青铜器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除了铜钱的使用，汉朝青铜器的形制大多是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品种，商周时期所崇尚的礼器减少了，器皿也用漆器和陶器代替，其他青铜形制还有像铜镜、铜灯、熏炉、铜洗等。
汉代涂朱砂青铜壶 高28.9 直径22.9cm 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铜器的装饰也不像战国时代那样注重繁多的花纹装饰，而流行素器，仅有简练的弦纹或铺首，比较华贵的饰品则不惜工本施以鎏金，或错金银，使其呈现出金碧辉煌、高雅华贵的品格，青铜器至此形成了汉代青铜工艺的明显特征。
汉 青铜烙银瑞兽纹杯 高13.7cm 成交价： 6,245,000 HKD
值得一提的还有青铜在佛像造像领域的发展，随着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佛像造像也随之而起，并且延续发展。佛像造像的兴起赋予了青铜器别样的意义。
从祭祀礼器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徘徊，青铜始终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佛像造像对它来说，可能是最好的谢幕，既有最接近青铜原始作用的宗教背景，又根植大地，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西汉彩绘雁鱼铜灯 通高54厘米 长33厘米 宽17厘米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一千多年的青铜时代见证了一千多年的人类精神状态，它伴随着最早的中国出现，轰轰烈烈雄霸一时;它见证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行进的脚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基石;它挣脱束缚，见证春秋战国的动荡，并且涅槃重生;它放下一身尊贵，身着布衣，在市井烟火处缓缓前行。
属于青铜的辉煌或许早已过去，像每一段文明和现象一样，它走完了历史赋予的过程，一步不落。但即使沉寂千年，青铜器在每一个中华民族人民的心中，仍是每每敲击，必有回响。
传承中华文化，发现金缮之美。残器新生，艺术传承，金缮修复，旧物换新颜。每件器物都有生命，从制作出来到被使用难免磕磕碰碰，就好像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事，难免伤害或者折损。漆缮代表一种态度，用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与精神来面对缺陷，精心修缮，面对缺陷不去试图掩盖，坦然接受生命中的残缺美，在无常的世界中恪守心中对美的向往。永远的器物，会变成家人。让您心爱美器用另外一种方式，成为一件有爱有温度的作品，伴随着你……
觉得不错，请在下方点赞↓↓↓
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小编有话说小编专业从事古玩鉴定交易，咨询合作金缮修复加微信18016388508，让天下没有难做的收藏
本文转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上海古玩鉴定交易中心是古玩收藏圈内最大最权威的交流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上百万古玩收藏爱好者的聚集地！广大古玩收藏爱好者学习、分享和交流古玩真知灼见的家园。
了解古玩收藏实时资讯，去伪存真，传承中华文化，保真交易，打造古玩交易保真品牌。咨询合作加微信18016388508，让天下没有难做的收藏
长按指纹，自动识别二维码，金缮之美，只有1%的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