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晖:为何没有香港青年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

原文转自明报 2018-04-03

近期内地创投圈有一篇名为〈下不了手开除70、80后，公司死了谁负责？〉的文章备受关注，其作者是「90后」摩拜单车原高管周喆吾。文章在开首说了一个管理故事：有名「70后」、「80后」的前管理人员在公司待久了，感到安逸而失去斗志，而其消极的态度也影响到其他同事。用香港俗语来表达的话，这名员工「老油条」了。周提出，作为年轻管理人员，在此事中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唱一回「黑脸」，把这名高管辞退。

文章通篇都在谈管理之道，放在香港，读者大概难以想象能有香港「90后」谈论公司的管理哲学，因为在公司担当管理者的大多是「60后」、「70后」，也难以信服「90后?仔（年轻人）」可以对公司管理身教言传。

其实上面的文章正正反映今时今日内地年轻人引领社会发展的实况。三大科技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每天在想点子、敲代码、写软文。整个社会氛围很乐意让青年人创业，也认为创业失败并非末日，对返聘、二次创业者给予很大包容。只要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不乏交流平台找寻同路人，也不缺社会的资金和支持。陷入对创业规划的困惑时，在北京中关村的茶馆、深圳南山前海的咖啡馆，又或者在大学的公开活动里，都不难找到愿意认真讨论的同侪、愿意分享有趣创业经历的前辈。生活在北京或者深圳的青年人，未必去过多少次韩国、日本旅行，但身边总可以找出几个创业的朋友。

在这个时代里，光会问一个好的问题还不足够，更大价值是你能给这个问题找出一个答案（solution-oriented）。笔者有个专门在内地写星座相关微信公众号的朋友曾打趣说：传统行业可以「靠父干」，但在今天中国互联网的时代，只要你的商业模式、用户体验、科技含量等任何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好，市场都立马淘汰你的公司。用内地「潮语」来说，这是一个「屌丝（「废青」）逆袭」的时代：只要你有才华，出身和关系并非最重要。当你有能力、眼光及胆色，给社会及市场解决一个微小的问题，命运之神就会眷顾你。

反观香港年轻人，明显失去了内地青年人拥有的朝气。究竟为何？笔者试结合这几年亲身工作经历，分享一下对两地的观察。笔者这两年来跟香港公司洽谈业务时，所接触的企业管理层均是「60后」为主，每当谈及一些新兴互联网模式、创新项目时，他们很多时认识不深；在会议中大多都习惯由高层向低层人员提问、质疑、表达意见和不满（ask and complain），但提出的问题经常都未命中核心，很多时反映他们对一些新领域并不了解。

那么笔者在内地遇上的「70后」、「80后」管理层又如何呢？整体状况较为良好。究其原因，现时作为中流砥柱的内地「70后」管理层，大概每个人都有阅读习惯：睡前都在「刷」微信朋友圈、微博或者一些知识付费课程，这些媒体上有大量的阅读时间约为6至10分钟的短文章甚至录音，内容既有时下热议的各种内容和知识，也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调查和解决方案。在这些内容传播过程中，文章作者也会考虑到圈内圈外的信息壁垒，即使是较为艰深的专业内容，也会有人再转化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章。这类文章的传播不止是全民教育及共同探讨的过程，更是在变化急速的社会中引爆一个个商业机会。

内地青年人每天耳濡目染，较愿意投身一些初创小公司，与公司一同成长，与笔者在香港和英国毕业后的同侪们都抢着投简履到大企业有鲜明对比。

此文目的不是想挑起什么世代争斗、批评年长者或同侪，只是想分享笔者的忧心，一同自省。在香港这个仍然由「60后」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及环境明显缺少活力。想想，今天掌握管理权力的「50后」、「60后」社会精英及父母们，能否逐步改变心态，放手让青年人飞得更高呢？

有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问题是：香港会否最后败在我们这代人的负面心态上？我们年轻一辈是否太过于习惯「ask and complain」的氛围，感染了太多负面心态及挫败感去看待问题，少了青年人应有的魄力，提出可以兼顾各方的解决方案？我们是否太容易落入陈旧的思考框框套牢，非要急于把人和事分左右、敌我黑白，就连对社会创新的求知精神也缺失了？我们又是否久而久之学会过着消费和安逸的生活，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缺少了冒险的胆色？而且又有没有发现我们开始借用上一辈港人的口脗，「巩固既有优势及价值」，但开始说不出自己在巩固什么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