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特区37岁生日这天,听听这些平凡开拓者的故事

时针拨回到1982年8月，来自河南鲁山的武智跟随基建工程兵队伍奉命南下，赴深圳参加经济特区建设。在深圳火车站，工程兵们身穿绿色的军装，头戴军帽，肩头扛着用绳子捆绑结实的被褥，沿着铁轨匆匆行走。队伍长得一眼望不到头。那一年，武智24岁。

“当时我们来了8个团，共2万多人。”武智回忆说，那时候的深圳没有高架桥，火车铁道铺在地面上，外头有个栏杆，火车来的时候有人举着红旗把栏杆放下来。从火车站到大剧院之间的深南路段是一座座小山坡，还未打通，“城市几条街道，东门老县城、建设路、和平路，就这些地方繁华一点，其他地方都是工地”。

刚到深圳不久，武智所在的基建工程兵302团便承接了首个项目——建设位于南山区的深圳直升机场。“现在搞建筑都是机械化的，以前全靠人。”武智还记得，每天早上6点，工程兵们穿上统一的军装，戴上军帽，坐着解放牌汽车沿着深南路朝南山方向奔去。工地上，武智负责木工和搭脚手架的工作，回想起挂在半空中手扶铁架子上螺栓的场景，至今仍心有余悸。

“平时晚上天黑了就回去，但浇灌混凝土的时候连着24小时或48小时不能停。全靠手推小车运输材料，累了就直接躺地上睡，其他人换班接着干。”武智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兵们很少休息，为了尽快交付使用，都力争提前完成任务，“盖了大约140天，深圳直升机场的建设任务提前完成了，速度很快。”

除了建设直升机场，武智还参加了东滨路、同心路和北环大道的修建工程。他告诉晶报记者，过去的深圳有许多山包，为了挖山开路，工程兵们要把光秃秃的石头山搬平，才能开垦出新的道路。“我走到那儿的时候会告诉女儿，这一段路是我挖的，我就在这里出过汗！”武智笑笑说，话语间流露出自豪。

初到深圳，武智所在的302团在今天的福田区四川大厦对面安营扎寨。“当时没房子，用竹子搭的竹棚，台风一来顶棚一下子就吹跑了。”武智记得，1983年9月，一场强台风正面袭击深圳，摧毁了90%以上的竹棚，“我们全部站在外头过了一晚”。台风暴雨后，基建工程兵们才陆陆续续重新搭建竹棚入住。

那时的深圳，许多地方荒芜一片。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不仅没有房子住，也没有自来水饮用。“当时吃水都是挖的大井。”武智用双手比划着说，在工地上，用石头支起一口大锅，从河沟里舀点水就直接烧了做饭，“一两个菜，伙食费一天一块多钱，管饱！”

在武智的印象里，早期的深圳与内地其他县城的不同在于村庄里的路是水泥路，家家户户开设小商店。由于物资缺乏，许多外来务工者喜欢串街走巷，购买洗头水、电子表、录音机等物资带回家，“当时最好的布料就是的确良，尼龙布都是论斤称的。”

来深圳第二年，武智便入手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除了日常工作代步外，偶尔也会趁着晚上休息时骑车到附近的旱冰场溜达。“溜冰场两个作用，一个是溜冰，一个是跳舞。”武智挥手扫了扫头上花白的短发，腼腆地笑笑说，“我性格比较内向，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就是过去站在一边凑个热闹。”

1986年，武智把老家的妻子女儿接来深圳，一家人挤在一间约五六平米的单身宿舍里。直到1990年单位分房，武智才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深圳真正安了家。

“我的生活前10年比较艰苦，从竹棚到单身宿舍都住过，后来分的房子就大了一些。”在武智眼中，深圳10年变一次。第一个10年，从上海宾馆到黄贝岭这一段越来越像城市，公路、绿化、基础设施日渐修好，深南大道贯通东西，马路两边的楼房也陆陆续续盖了起来。在深圳的第二个10年，武智的生活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出现巨大变化，“2001年多买了一套房，也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当年来深圳，搞工程都是人工，现在全变机械化了；楼房以前30多层都算是高层，现在超过40层的都数不过来；以前街道铺的水泥板，现在都有大理石的了；以前就深圳水库一个公园，现在四处都有美丽的风景……”谈起深圳这些年来的发展和变化，武智感慨万千。

如今，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也不曾停下脚步，自2008年加入深圳市义工联智慧海义工组织起，武智便活跃在深圳的大街小巷，脱下军装，换上红马甲，继续为这座城市服务，继续着自己人生的深圳故事。

1983年9月27日，由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深圳大学宣布成立，举行庆典。第一批从全国各地云集深大的教授、学者经历了院系组建的重要历程。

1983年6月起，深圳大学就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招聘计划。当时张卫东刘丽川夫妇身在北京，张卫东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刘丽川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出于对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信心，6月29日，张卫东刘丽川夫妇二人得到招聘消息后，立即前往北京和平里的国家人事部招待所面试，，面试10天之后就收到了寄到家里的商调函，两人马上给各自学院写了请调报告，但系里一直不放人，过了一整个暑假，在张、刘夫妇二人四处奔波请求之后，才在9月23日成功办了手续来到深大报到。当时的校领导认为，要在特区办一所大学，必须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是必须的。

深大建校时还没有中文系，经过一年的筹建，1984年9月第一批中文系新生入学，张卫东和当时七八个教授成了中文系第一批教师，当时只设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有30人左右。和张卫东同时调来深大的，还有国学泰斗汤一介先生与乐黛云先生，他们都参与了当年的招生和开课。汤一介还在深大创建了国学研究所，乐黛云也将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打了出来，令深圳大学在国学和比较文学领域领先全国。1984年9月，校方主要领导还特意为中文系“一系两所”的建立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其他系没有的待遇，张卫东任当时的副系主任。

张卫东介绍，刚建校时中文系只有一个专业，太专业的课程还开不起来，他们希望按照计划开展专业课的教学，因此任教后的第一个寒假，张刘伉俪就开始投入到客家方言的调查里。当时讲师的住宿待遇和校长一样，三房两厅，工资一月150元，而内地只有75元，翻了一倍。所以他们在生活上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张维校长为他们找来了500元经费，相当于当时三个月的工资。在梅州进行客家方言田野调查时，张卫东经常听到中年以上的客家人感慨：“我们客家人现在不行了，走下坡路了！”对此，看到曾经辉煌过的客家地区有许多地方成了贫困县的张卫东颇有同感，但他认为客家人不应该“认命”，应该再振兴、辉煌起来。

回校以后，他们向校领导转达了这个想法并得到认同，认为应该帮助客家振兴起来。1988年12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民间研究机构。出版了客家研究文集的第一集。图书很快传到海外，曾有位日本博士生特意跑来深圳找他，说看了书后，发现日本冲绳的一种丧葬制度和客家的丧葬制度有类似之处，希望交流探讨之间的渊源及互相影响的关系，于是张卫东夫妇的研究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曾经有一段时间里，深圳以“一夜城”为代表的宣传口号不绝于耳。对此张卫东不很认同，他去内地开会时，内地人会说：“你们（深圳）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暴发户嘛，给我们‘画一个圈’，旁边有个香港，我们也可以是‘一夜城’！这都是政策给你们的。”言语间让他觉得别人对深圳很不服，对深圳文化形象的建立很不利。同时，当时有些深圳本地的干部不知道鹤湖新居是客家古村落，还误以为是楼盘。因此，他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决不能把自己的历史割断，要认识到广东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了解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文化板块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圳人只有了解了自己的历史，才能知道深圳并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有着曾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才能产生文化自信。

张卫东感慨，近年来客家文化研究渐成热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学习深圳本土文化，深圳各级政府也愈发重视保护客家文化，特别是龙岗和坪山。不久前，坪山曾开会论证建立一个在全国有地位、有规模的11层的客家文化图书馆，在藏书方面以滨海客家（广东到广西滨海一带）为主，将成为客家研究的新的基地。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最近也组织过多次“到客家围屋去串门”的活动，60个报名名额报了240人，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热情高涨，有的是本地人，有的从香港过来，活动邀请张卫东带着这些九零后年轻人参观客家村落。

身处环境优越的办公室里，作为一间民营高科技企业总经理的周益良依然记得18年前，他刚来深圳的场景。1999年毕业于南昌大学的他，抱着“出来闯一闯，见见世面”的信念来到深圳。“每天早上买一份报纸，就着后面的招聘信息，一个一个勾画，再一间间公司去面试。”密密麻麻的大学毕业生攥着简历，熙攘在罗湖的深圳人才大市场里。回想起这个场景，周益良感慨，“在我们村里，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孩子，是佼佼者。谁知道来这儿一看，才发现自己只是人头攒动中的一员。”

揣着父亲给的800元生活费，住在10元店里，迷茫是周益良在找工作那一个月里最常出现的状态。看到同住一间房的其他大学生，每天早早起床练习英语口语，只为在面试时更好地表现自己，周益良咬牙坚持。“在那期间也有工厂录取我，让我去做业务员。但我还是想搏一搏，坚持自己的专业。”在800元耗尽之前，一家外资企业录取了他，周益良开始从事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工作。

“那一年，公司刚从国外花了上千万引进一套企业资源管理系统。”系统是国外引进的，但人才需要自己培养。周益良所在的资讯部，大半都是当年招收的计算机专业应届毕业生。这套系统主要用于改善公司的业务流程，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刚毕业的周益良在此潜心学习了3年。

遵从内心坚定的信念，周益良在深圳的18年里，始终从事信息化管理相关的工作，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管理系统。在行业内的摸爬滚打，从开始在外企时的“学徒”生涯，到慢慢带起团队，2013年，周益良开始创业，成立了一家高科技企业，为客户提供软件产品交付服务以及IT系统综合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在周益良看来，“如今的技术行业，卖的不仅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服务。”如何为用户交付并让其享受到良好的售后服务，这是当下科技公司最需要关注的内容。

公司成立伊始，周益良原本可以选择欧美国家的一款产品作为公司主营业务。但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中国产品。“以前客户都喜欢用国外的产品，觉得国货就是不行。但现在不一样了。”周益良坦言，深圳的创新速度比国外快得多，科技的创新让中国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作为中国人，周益良也想发展本土优质产品，让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走在国际前沿。

生于1978年的周益良感慨，时代在改变。如今深圳的创新速度早已超越了欧美国家，在细分领域更是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他相信，未来的深圳，一定会走在发达、创新的城市行列，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城市。

“深圳的科技园就相当于美国的硅谷，现在还没完全建设起来，但很有前景。”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周益良还记得10多年前，一位前辈在向外宾介绍科技园南区时，用英语说的这句话。

长期生活在深圳，周益良起初并未体会到深圳的与众不同，直到他开始到国外游学才恍然发现，“像移动支付、摩拜单车这样的科技产品，给深圳市民带来太多生活上的便利，其产业链之丰富与成熟，早已不是其他城市可以比拟的。”

“我在深圳待的时间，已经比在生我养我的地方还要久了。”18年来，拼命将自己扎根在深圳的周益良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也早已适应了这座城市的节奏和生活。周益良的公司第一年即已盈利，业绩已连续两年翻了一番。明年即迈进不惑之年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他希望，再在深圳奋斗30年，带领公司拼搏，成为行业典型企业。

像周益良这样，一腔热血来到深圳，用自己的专业为深圳的创新事业添砖加瓦的人还有很多。在他们心血的浇灌下，深圳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发展的急先锋，成为人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创客之都”、“创新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