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8-04-30 林宇恒 惠宁听雨轩
徐老板一路开着车，一路想着今天阿佩跟他说的那些话。
他是个商业嗅觉很敏感的人，正是因为这种敏感，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徐党生是1950年7月1日出生的，所以，他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小学教师，算是有点文化的，所以就给他取名党生。徐老板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只是初中毕业。不是家里人不给他读书，而是因为当他读到初中毕业的那年，，，学校也停学了，就是想上学，也没地方去上了。后来，，到了农村那“大有作为”的广阔的天地去了。
在农村，一呆就是呆了十几年，后来有些门路的人，都陆续回城了。而他，一直到最后一批，才回到城里。但他曾经生活的城市，已经没有了他地位置。
于是，他就成了一名“待业青年”。
这一年，他已经32岁了，属于大龄青年。
当别人都在到处走关系，找工作的时候，他却自己做起了小生意。
最早，他只是在县城的车站门口，摆起了一个面摊。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煤炉，一些小板凳子，再加上一只锅，然后是一叠叠的碗、小勺、调料、一块面团。把这些东西往木板车上一放，天还不亮就拖着到车站门口。然后把车架好，面板放在车上。没有人来的时候，就开始包着馄饨或者水饺，有人来的时候，就煮水饺、馄饨。
那个时候，农村的人还没敢或者不能进城做生意，而城里的人，又不屑于做这种生意。城里的人，总是以为，在政府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上个班，那才是正经的活法，而在街头摆摊做小生意，只有小等人才做的事。
但需要却摆在那里。因为，国营的饭店不仅点少，而且服务态度又很不好。更为主要的是：没有粮票，还不能买到东西吃。
徐党生的粮食，是利用亲戚朋友每个月用不过完的指标。因为城镇人口一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指标是32斤或35斤，但随着80年代开始，肉类食品的增多，再加上工作强度并不大，所以每家每户都会有剩余的粮食指标。徐党生就花钱，到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家，把这些剩余的指标买来，然后去买面粉、食用油，就在车站的门口，摆起了面摊。
因为车站的门口，人流量大，所以他的生意，就特别的跑火——那时，并没有，所以不用担心有人来砸摊子或者赶人，也不用担心什么工商税务来罚款。所以，他每天的收入，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几个月的收入。
用了一年的时间，徐党生在县城盖起了自己的房子，而且还娶了媳妇。媳妇是当年他插队时一个老乡家的女儿，在插队时就认识，而且感情比较后。徐党生有了钱后，就回去，正式和她订亲并娶她。
这个媳妇特别的勤劳能干，有了她之后，徐党生的面摊做得更大了，花样也更多。后来就干脆在车站的门口，搭了个大棚子，在里面摆了好几张四方桌，把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
回想起活命，其实那个年头，只要是个人，在城里是最好活命的。不需要办什么证，也不需要任何部门批准，任何人，只要在街头随便搭个棚子摆个摊，都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有那些放不下面子，非要到什么单位上班，找一个正式工作的人，才觉得有面子的人，才会觉得日子没办法过。
所以，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对老百姓来说，是经济最自由的时候。
经过两三年的经营，，放松了对粮食指标的管制，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可以从国有粮站买到适当的经营所需的粮食。这时，徐老板的面摊已经改成了饭店，而且成了当地县城最大的一家私营饭店。
这饭店是他自己建的，那时才刚刚开始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所以他趁机找有关部门批了一块地，然后建起了一幢四层楼的房子，一层开饭店，二、三、四层做旅社。
饭店里，总有南来北往的人，因此，徐党生从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当中，得到了不少的信息。偶尔的一次机会，让他的生意又再次走上了一个高峰。他发现有一位老板，手上带着一块很漂亮的手表，金黄金黄的。
那里，手表对普通百姓来说，还算是很贵重的物品，谁家有一块海鸥或者宝石花的手表，那是很让人羡慕的。象这位老板带的这种金黄而精精致的手表，徐党生了解到这是电子手表，里面是用电池的，不用紧发条就可以一直走。他赶紧打听这种手表是哪产的。对方告诉他，这是走私进来的，到沿海港口到处都有。
于是他和妻子一商量，就拿了一部份钱，满沿海港口去找了——从宁波找到温州，从温州找到广州，终于被他找到了这种手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手表的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是论块买卖的，而是论斤卖！更令他感到惊讶的还有许多电子产品，袖珍式的收音机、功放机等，这些在内地很难买到的东西，在这里居然满大街都可以批发。
他除了留够回家车票的钱，把身上的钱全部购买成手表、和收音机等这些电子产品。然后坐着火车，再转汽车，回到了家。从自己的饭店的一层，隔出一间铺面来，把自己从广州进来的东西，几乎是每样的价格都在后面加了个0，开始卖起了这些东西。
想不到的是，他进来的东西，不到一个星期就卖光了！于是，他又跑到广州去进货，进来后再卖。随着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他又把店开到了省城，在省城租了几家店面，把主要的业务放在销售电子产品和服装上了。
如果说摆面摊开饭店，是他赚到的第一桶金的话，那么销售电子产品和服装，就是他掘到的第二桶金了。用不到几年的时间，使他的财富成倍成倍地增长，最后积累到令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地步。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正处于短缺时代，经济的增长，不仅是迅速，而且有时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虽然，期间也有过倒退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最后总是如一阵风似地而过，比如象整顿私营经济，整顿乡镇企业一样，因为这些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他们的灵活度，相对当时国营企业中那种僵死的决策机制和充满腐败的官僚体制来说，实在是太有竞争力了。所在，在一片什么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的声音高涨的时候，就开始对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开始整顿。但这种整顿，马上会导致经济上的必然蓑退。所以，很快就会被纠正过来，于是，经济又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了。为了控制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物价飞涨，国家不得不一直严厉地控制着基础建设的投资。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场经济危机爆发，这种不可抑制的增长，才有所缓和。
黑格尔说：存在就是有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着其必然性。这场危机的爆发，当然也有其必然性。但这是经济学家们去讨论的问题。
徐党生当然也感受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给他带来的威胁。他所体会到的是：光做贸易不行，还是做实体！
于是，他关了所有的店面，开始全国各地跑，寻找着最好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机会。这时，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三江县铜矿开采项目。
直觉让他认为，这是一个好项目！因为，他经营了几年的电子产品，知道铜，对于电子产品来说，是不可忽缺的，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电子产品的需要量也会越来越大!于是，他果断地决定：要把这个铜矿的开采拿下！
经过一番的努力，他终于倾当时所有，把铜矿开采拿下了。正好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邻省的一家大型铜矿企业，正处于风雨飘零中。他花了一笔大价钱，把这家铜矿的高级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给掏了过来，生产铜精矿。当正式开采的时候，铜的国际市场价格又开始飚升了起来，他的铜矿也随之水涨船高。
他的这把，给他赌赢了！
随着铜矿的不断开采，污染也越来越大。一开始，他确实还有所担忧，但后来县委、县政府不断地给他以鼓励，撑腰，慢慢地，他就再也没有把这个污染当回事了。
阿佩的出现，再次让他感觉到了危机——毕竟，他也是对污染这方面的常识，进行过了解的，也咨询过有关的专业人员，造成这样大面积的污染，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许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人追究的时候，你就什么事都没有，一但有有开始认真起来，那就有可能原来不是个事的事，都会成了大事！而且，这回认真起来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位至少在地方上是位重量级的。
他也专门通过侧面进行了了解，知道了这个阿佩，虽然年轻，但不好对付。边市里的书记都会让他三分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之前一贯的办法：买通。如果能买通，这是最省事的办法，如果买不通，再另寻别路。
总之，不能让这个阿佩，来扼着他的喉咙！
当然，他也知道，随着不断地开采，矿石总有采完的这一天，所以，他也在不断地寻找着新的项目。阿佩上次跟他谈的房地产合作项目，虽然有兴趣，但还不足以打动他：因为地，凭着他现有的经济实力，在省城任何一个地方，到处可以拿。但这次谈的这个买下被他污染了的上万亩农田的项目，阿佩给了他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思路!这回，他所想的，就不是要拿下阿佩，而是如何要抓紧阿佩的问题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年轻人，不同寻常！
他想起了阿佩对他说的话：“不要总是以的方法拉拢，因为，这些愿意收你钱的，今天收了你的，明天也会收别人的。收多了，迟早总有一天会出来。常言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相信你的保密工作会做得很好，但别人呢？会象你一样谨慎吗？会象你一样诚心吗？万一有哪一个因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反起水来，自己去举报告状呢？你能保证，那些收你钱的，都能死守秘密，不把你供出来吗？贪财的人，必然怕死，到时，他为了保命，为了立功，说不定不要人家追问，就把你供出来了！只要任何一个人把你供出来，你这一辈子，恐怕也就要完了！所以，用钱收买，是件很危险的事！”
想到这些话，徐老板浑身禁不住出了身冷汗。他决定，还是听阿佩的话，通过和政府合作做生意，而不是向的方法，来做大自己的企业。
阿佩让他自己去和书记商量，如何把那片被污染的农田和整片土地都买下来的事，作为他的企业以后发展用的储备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