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北角咖啡馆的玻璃门向外望去，我看到了康妮。
二十年前，康妮和我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同学。当时联合利华公司提供五个实习机会，她和我都被选中了。特别之处是三个月后，表现最好的学生会获得奖金，金额相当于MBA项目学费，是一笔令人瞠目的巨款了。
策划将多芬和立顿品牌全面植入《丑女无敌》的那几位，当时应该还没加入联合利华市场部，否则她们不会错过绝好的打造职场真人秀的机会。摄影组将全程跟踪每个学生，记录我们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加班赶进度，如何犯错误挨训斥，如何在背后吐槽老板。部门经理们时不时现身，发表些毒舌评论。同事们也有机会穿插分享办公室八卦。
遗憾的是，这些统统没发生。甚至连获胜者揭晓也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完全没形成高潮时刻，甚至可以说是反高潮。粉丝投票哪里去了？评委密室讨论哪里去了？悬念解开前插播广告哪里去了？主持人一口气念出几十个赞助商名字哪里去了？
康妮获奖是实至名归，我心服口服。智者自有智慧的规划和选择。毕业时她拿到了知名咨询公司的聘书，让我羡慕到心痒痒的。然后她轻轻推开了这个机会，让我惊讶到牙酸酸的。在制药企业备受重用时，康妮又辞职当起了全职主妇，让我莫名到嘴歪歪的。
康妮及全家逡巡世界各地多年后，现在定居中国香港。她容貌变化甚少，身姿依旧矫健，照顾三个孩子的起居和学业之余，自我充电不懈，学习、健身、公益日程排满。时隔四年再和她见面，我们像是捡起上次中断的谈话，很自然也很亲切。
我们谈以前学校里的事，有些尚清晰，有些已模糊。我们谈同学们的近况，有些可预料，有些想不到。我们更多谈的，是香港近年来的种种变化。康妮在此居住多年后的认识，自然和生活在上海的我不一样。但毋庸置疑，香港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
随着制造业内迁，优渥的蓝领工作在香港消失了，中产阶级日益拮据，贫富差距更大。很有可能，将来香港能提供的，只有少数高薪高技能工作——就像康妮的先生所在的投资银行，以及必须在当地的的低薪服务工作——就像正在给我们倒咖啡的侍应生。不过前者面临全球化残酷竞争，而后者则很难提供向上的社会通道。
我很想知道，明天的上海会不会就是今天的香港？如果要避免跌入这种陷阱，又该做些什么？不是一杯咖啡的时间里能说清楚的。
在铜锣湾吃重庆火锅，是汶浚的提议。
汶浚曾是我上司。那时他年纪尚轻，被美国高露洁公司派到江苏扬州新收购的民营企业，全面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我MBA学位拿没多久，专业技能欠缺，唯有一腔热情。汶浚聘请我担任培训经理，全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和经验，有赖他的帮助，我成长很快。
扬州当时尚不发达，一群天南地北的员工平时无甚去处无甚消遣，日日一同上班一同下班，然后结伙聚餐、打牌、休闲。我是在晨间班车上得知九一一世贸双塔倒塌的消息的。那种亲密的同事和伙伴情谊，在我因家庭原因离开时戛然而止。回想起来，这是唯一我辞职时因舍不得而伤感的工作。
汶浚后来也离开了，曾短暂来上海发展，接着返回故乡广州，陆续在不同的外资企业工作，都是在人力资源部门。结婚之后，他移民来香港定居。或许是语言相通的关系，看起来他融入得非常好。
汶浚如今脸形削瘦，全不似当年肥肥的样子，体脂含量看起来很低，变身程度赶得上杜海涛。果然，他自述多年坚持运动，刚刚去东京跑了马拉松，近来又迷上了踩单车。
我们谈起当年的同事们，更多是谈如今香港的工作场所。香港人的勤奋程度和专业精神依然值得赞许，但当初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带来的优势，如今随着科技革命而荡然无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亚太区管理功能从香港搬迁去上海或者新加坡，或者干脆将亚太区拆分成若干个独立业务单位。这些都收窄了留在本地发展的香港人的职业通道。
汶浚如今负责管理亚太区的人力资源部门，一半时间要四处出差，吃火锅前刚从新加坡飞回来。他谈到日本人做事很谨慎，过分看重既定规则，然后又意识到，在他部门工作的香港人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自己的过往经验与之完全吻合。
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做校园招聘宣讲时，有人提问：“请问作为跨国公司，飞利浦对香港来的学生有没有特殊优待？”我当时回答：“飞利浦致力成为公平雇主，不歧视任何地方来的学生，包括香港”。众人热烈鼓掌，提问的学生觉得有点失望。换成今天，他应该对这个答案很满意才对。
丹在赤柱广场前朝我招手，我还不敢相认。他脸庞圆润，长发及肩，黑框眼镜，说是高晓松倒有三分相像。
我记忆里的丹个子小小很瘦弱，但毕竟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三十年前了。我们是初中同学，住得不远，每天乘公交上学都一路聊天。丹比我小整整两岁，因为他是个神童。
我上初三时，神童丹在尖子班学习。我上高中时，尖子丹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霸。我上大学时，学霸丹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概率论。我到上海时，博士丹踏进金融界做对冲基金了。英国美国新加坡一路走来，如今丹住在香港。按他的说法，“这里税低”。
当年我们坐在教室前的花坛上，聊苏联改革和叶利钦，如今我们坐在美利楼的海鲜餐厅，聊中国经济和川普。丹的智商依旧抛我几十条大街，看法非常尖锐和透彻。我更多是倾听。
有个念头闪过我脑海，康妮、汶浚和丹都提到，他们是租房子住的。如果投资银行家、企业高管和基金经理都不买房子，是不是说明香港的地产市场有了严重的偏差？是不是说明有待成功的年轻人置业前景渺茫？是不是要引用流行语说“房价限制了香港人的想象力”？香港还有希望吗？
应当是有，康妮、汶浚和丹都有生根长期发展的打算。
同样对香港有信心的是同学刘芹。这回没见到他，只收到微信“抱歉还在北京处理工作，周末也回不去香港了”。我一点不觉得意外，著名风险投资人忙才是常态。
刘芹在采访里谈到，在投资小米前曾和雷军通电话，从晚上九点一直讲到早上九点，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句双关语用得极妙。投资眼光如此卓著的刘芹，选择定居香港，肯定看到了我们忽略的东西。
以作者的身份，我从文化方面也要给香港投一票。前一晚，我在中环欣赏喜剧表演，暖场的是美国白人男性老师，担纲的是英国来的裔女性，观众里有爱尔兰学生、新加坡医生、罗马尼亚银行职员，电脑工程师等等。这样的交融局面，全世界只有少数城市才会有。
我有种感觉，东方之珠仍将在我们身边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