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過去十年，西方社會學術界意識到，擁有強大公民社會的西方民主制度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危機的根本是伴隨著強大公民社會產生的強大民粹主義制約下，西方社會由政府到民間，均沒有辦法對出了問題的政策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這種對改革的無力，不單是對充滿缺憾的制度作根本的改革，即使是一些最基本的、必須的改革，如改革一些西歐國家失敗的、導致國家財政破產的過分福利主義制度，也面對改革乏力的危機。
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末代港督彭定康先生對英國管治為香港留下來的體制感到驕傲的其中一點，就是在香港存在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在西方社會出現，，政府是必要的惡，因而有必要通過公民社會對這必要的惡加以制衡。在完全的民主制度沒有出現、公民權利未獲充分保障，發展公民社會是正確而且是必要的；爲防止民主制度出現腐敗和防止公民權利被侵蝕，公民社會的存在也是必須的。
，目前的困境是本身沒有任何制約的各種公民社會力量在不同領域無限量擴張，形成的民粹主義泛濫，已漸漸構成對政府在不同領域意圖進行改革的能力不可踰越的制約。
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年，在一國兩制的護腋下，缺乏西方模式民主制度並沒有妨礙公民社會在香港的不斷發展壯大，也沒有妨礙公民社會逐漸演變成為類似西方近年出現的民粹主義浪潮。
面對這場以本土主義爲包裝的蜂擁民粹主義浪潮，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採取與西方民選産生的政府不同的方式應對。並非普選民主的政體使他無須面對選民和面對下一次的民主選舉，所以他可以選擇放手地與很多時候並非理性的民粹主義者不妥協地對抗。這種對抗所造成的，便是以特首為代表的政府與以手握政府財政審批權的立法會為基地的部分民粹主義者以拉布為策略的公開對抗。這種對抗的必然結果便是政府管治與推行政策上的停滯不前。
就以梁振英政府落任前匆匆推出的以十年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而言。那是在民粹主義泛濫下，勞方與資方均不討好但可以作爲改革開始的折衷方案。但不幸的是，這個折衷妥協方案面對的是強大的民粹主義，勞方要求立即全面取消對沖，使員工離職時，強積金雇主累積供款和長期服務金兩筆款員工都要拿；強大的民粹主義也存在於堅不妥協的資方，資方認爲離職員工兩者只能拿其一。一方是要求「一步到位」、另一方是「一步不讓」。不妥協僵持下去結果便是兩年前政改失敗使政制無限期原地踏步的翻版，這便是寸步不讓的劣質公民社會産生的民粹主義泛濫使政府根本無法有效制定與執行政策。
剛上任的新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對香港的管治，。寸步不讓的民粹主義在香港泛濫，將不單繼續窒礙民生政策的推行；也將繼續封鎖了必須通過妥協才能打通的政制改革道路。
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14年否定了他在早二十二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所說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追求良治（Good Governance）的最終制度，他提出良治所必需的三個支柱，首要的是強有力的政府，其次才是法治與民主問責。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曾在2011年與當時仍相信歷史終結論的福山進行過一次辯論。那次辯論六年過去後，對福山改變了對歷史終結論看法而提出良治的三個支柱，張維為教授認為良治單靠三個支柱仍不足夠。他認為三個良治支柱之上，還必須回答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是：
一是某一個國家，。
就這一點，張教授否定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民主可以代表人民整體利益。最近英國保守黨大選失利失去國會大多數地位，要同意動用十億英鎊投入北愛爾蘭以買取北愛民主統一黨在國會的十票支持來組織少數黨政府，便是政黨與地區利益交換而非照顧人民整體利益的例子。
二是某一國家管治方式，能否能發揮市場優勢，也發揮政府作用，使兩者有較好的結合。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便是某一個國家有沒有足夠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整合能力是整合不同利益的能力，而改革在張教授眼中，西方國家的現狀是誰要改革便誰要下台。。
在5月北京舉行「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期間，在北京同時也舉行了一個集合了全球多個智庫首腦的全球智庫峰會。在峰會中張維為教授便這樣說：「今天世界上如果有一種競爭的話，實際上是改革能力的競爭和戰略規劃能力的競爭。」
中國清朝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見英王特使喬治馬戛爾尼勳爵（Lord George Macartney）。馬戛爾尼代表英王，以英國爲平等主權國身份要求清廷允許英國派駐公使，並提出容許開放貿易等一系列現代主權國與國平等相對待的要求。然而這時的清廷正值盛世，清王朝乾隆皇帝以馬戛爾尼的要求與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體制不合為由，對不肯下跪叩首覲見的馬戛爾尼所提的要求全部拒絕。
乾隆時期的清廷不肯變革以平等相待來叩門的西方國家，結果便是西方國家以船堅炮利打開中國的大門。接著的一個世紀，古老的帝國便是如二十世紀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費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所說走上一條刺激（挑戰）與回應（Stimulus （or Challenge）and Response）的道路。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失敗、英法聯軍的船堅炮利迫簽南京条约、北京條約割讓香港與九龍，刺激了清廷作出回应，進行了並非真正現代化改革而以失敗告終的洋務與自強運動；十九世紀末，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軍事、教育及經濟四方進行改革、結果卻不敵慈禧砍殺的「百日維新」。到八國聯軍入京和隨後義和團之亂激發清廷擬立憲改革，但多次改革的失敗，這最後一次的改革已爲時已晚。清廷接著的結果是怎樣？已是歷史。
晚清的歷史告訴中國人，不對或沒有能力對已不能適應時代的制度進行改革、和面對對政府管治的衝擊只有零星的回應而沒有管治的長遠規劃，便意味著對國家管治的徹底失敗。
傲慢的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國自居體制為由，拒絕要求以平等主權國相待的英國來使，便是現有體制對新的時代新的挑戰對舊體制將發生重大衝擊缺乏察覺而堅拒變革。今天，眾多老牌西方民主國家也正以民主必然等同良治的傲慢、頑固地堅拒承認民主制度出現了問題而忽視改革的迫切性。
：「不改革、要完蛋。」1992年鄧小平南巡也作過類似的批示。：「不改革前面只有死路一條。」
在當今急促改變的世界，舊有體制已不能有效地解決新的問題。不改革的結果只有一個，那便是逐步衰敗沒落。
2013年6月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舉行的TED環球會議以一篇〈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China and the End of 、政府管治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Governance） 及合法的腐敗（Legalized Corruption）都是推行改革的敵人。
如果用這些標準與客觀現象來看林鄭月娥女士所領導的新一屆政府，這一大堆李世默先生所說的敗象都存在於香港社會中，這些敗象恰恰便是新一屆特區政府推行改革必須面對但難以踰越的關卡。
在香港，少數人吵吵鬧鬧把小眾立場強加於社會整體而發展起來不顧現實、不懂妥協的劣質公民社會已變成了推動改革達致良治的絆腳石而非制衡惡吏與劣治的理性力量。推動改革、擺脫劣質公民社會對良治的非理性制約，是擺脫沉淪讓香港緩步重拾前進步伐的關鍵。要改善管治，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有突破民粹、推動改革與整合不同利益的勇氣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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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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