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甬派、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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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下午，著名作家刘以鬯（chàng）于香港去世，享年100岁。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字昌年，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镇海。他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活跃在香港文坛多年的刘以鬯，于1963年和1993年创作的小说《酒徒》和《对倒》，是王家卫电影《2046》和《花样年华》的灵感起源。
6月9日清晨，获悉刘先生去世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在微信朋友圈上说，刘先生1930年代在沪登上文坛，后辗转大后方，主编过多种文学副刊，，在沪创办怀正文化社。1950年代起，定居香港，主持过多种报刊副刊，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其代表作《酒徒》《对倒》在香港文学史上影响深远。1980年代在港创办《香港文学》，成为内地和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刘先生一直重视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我的研究工作就曾得到刘先生的肯定和支持。”
（刘以鬯和夫人罗佩云）
6月9日上午9时许，导演王家卫也发文悼念，并配上了《酒徒》的书封：“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悼刘以鬯先生。”
（王家卫微博截图）
（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片尾特别鸣谢刘以鬯。）
百岁刘以鬯自述：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
（本文系刘先生生前在香港回忆早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时的经历，于2010年7月27日刊于《东方早报》。）
刘以鬯口述
10多年前回上海过一次，你说跟过去不同，也可以，你说跟过去很相似，也能说。我在南京路一样看到以前那么多的商场，只是店不同了。
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爱丁堡路（今江苏路）那里，就是愚园路和大西路之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办在自己家里。10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变成学校了。
在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上海国际饭店。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那时候，上海和国内其他作家们都知道，我下午都在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有个出名的年轻作家姚雪垠，他就到国际饭店来见我。我很欣赏姚雪垠的小说，我问他，“你在上海住哪里？”他说，就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成问题。我就帮他出书，还对他说，“你就住在我出版社里。”他就住在出版社书库里，也在里面写稿，和我们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
我跟柯灵关系很密切。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开始投稿，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编杂志副刊，我投稿给他。那个时候，柯灵最欣赏我。那个时候我住胶州路196号，有一次他为了把稿费给我，特地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我真是兴奋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一起到静安寺喝咖啡。说起张爱玲，我经常去《西风》杂志投稿，好几次从门口看到一个女人，那人就是张爱玲。张爱玲在那个时候是给日本杂志写稿子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刘以鬯年轻时在上海与柯灵、徐訏等交往颇多。
我在1940年代的时候，才20多岁，对中国新文学很有兴趣。上海的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大部分是商业小说比如武侠小说，我想做的是纯文学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我。那个时候左翼作家都是写农村，我是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关于农村情况不了解。看他们的农村小说也没什么喜欢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都是现代派作家，比如穆时英、戴望舒他们。那个时候左翼农村小说差不多占领了中国新文学的90%，我怎么能够写农村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的故事，那时我才10多岁。我那时候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他也住在愚园路，就住在我家后面。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
我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很多人叫他“徐于”，所以他干脆把偏旁也拿掉了写“徐于”，这样一来我很难办。我出版的小说都写“訏”，到最后人家还以为我弄错。那个时候他的书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后，我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我来到香港后发现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带的钱并不多，以为顶多在香港住几个星期。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后，我当时拿的钱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笔和几张白纸，然后就写稿，生活就这么过下去了。那个时候香港的稿费是，1000字三四块港币。当时香港买一碗馄饨面都要三四毛。写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馄饨面也能过。所以，我就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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