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耕计划掀起＂香港种田＂潮流,起楼起商场不如种田种蔬菜?

香港还有农业、农民吗？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疑惑的问题。如果我要和你谈一谈香港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你一定会觉得我弄错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香港还有农业、农民吗？

缘起

香港是一个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在2013 年，本地蔬菜的市场占有率仅为2%，鲜花占27%，生猪和活家禽分别占7% 和60%。作为充分开放的自由港，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大米、内地的绿叶菜、北美的水果橙子、南美的牛肉、日韩的乳制品。

（图：港产农产品）

香港的农产品在海外商品几近零关税的冲击下，在价格上毫无竞争力，产业自然也会转向和固化在面向快速流通的金融服务、法务咨询和转口贸易等方面。香港现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也占据了非常少的比重。根据统计，香港目前约有4400人从事农业工作，只占劳动力总量的0.11%。甚至由此，很多市民对于香港29 个功能界别中仍然各自保留着渔农界和乡议局的代表性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事实上，在十里洋场的背面，由于土地利用管制的巨大成功，香港同样保留了非常广阔的郊野和乡村地带，约占总土地面积的76%。根据渔农自然护理署的统计，不包括鱼塘在内，香港仍然有45.23 平方公里的农地，但其中仅7.29 平方公里的农用地属于常耕农地。

由于租金回报不高，部分土地产权人宁愿让耕地荒置，也不愿把土地租予他人作耕种，以此避免将来终止租约收回土地作其他用途时，可能会出现的延误。一些农地被大地产商提前收储，以期在土地管制放松后的大开发潮中获取超额土地溢价。相应的，农民缺乏可持续的经济收入预期，并不乐意做长远投资来引入多元化农业生产。大部分农地属于私人土地，产权普遍分散，耕地通常大小不一，平均面积约0.2 公顷（约合内地的3 亩）。因此，现实情况往往是大量农地被改作露天的货柜场。

（图：九个大绿地铲平变货仓）

但是，事情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近年来，伴随着国际主要大都市的风潮以及东亚社会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本港居民逐渐意识到都市农业在促进食物来源多样化、青少年教育乃至老人怡情保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屋顶农业、有机种植一度在香港开始风靡。青年一代中，随着“本土”意识崛起和对全球化浪潮的反思，有志投身于本地农业和有机生产的青年人开始增多（2014 年在海口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香港专场就有专门针对都市农业话题的一个工作坊）。

（图：石岗菜园村村民游行）

为了回应这样的社会诉求，2014 年12 月，主管该方面事务的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及其下属的渔农自然护理署发布了名为《新农业政策：本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咨询文件。该报告提出，政府决定采取新的政策，积极支持本港农业现代化，除了作为初级生产行业之外， 更要充分利用农业发展可带来的贡献造福社会。具体措施中包括设立农业园，成立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等。当然，基于自由市场运作原则，特区政府并没有就本地农业生产总值或本地供应农产品所占比例制定特定目标。

  治理  

在农业复兴的具体实施中，基金会、学界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2015 年秋季，新界东侧一个名叫荔枝窝的小村庄，一群热心的志愿者聚集在这儿，通过农业复垦项目试图活化这个小村落。这个项目全称叫 “永续荔枝窝——农业复垦及乡村社区营造计划”，由香港大学嘉道理研究所（一个挂靠在香港大学之下独立私人基金支持的研究组织）发起和领导，合作单位包括一直活跃在香港乡郊的民间组织香港乡郊基金、绿田园基金和长春社。荔枝窝是一个位于沙头角附近的海滨村落，一直以来没有公共航线通向外界，最近的巴士站也要穿越40 分钟山路。这个客家村落原有一百来户居民，清代移居于此，村内现今仍保留着客家围屋、风水林等景致，依稀可见当年繁盛。如今衰落严重，人们都到市区谋生，最萧条的时期仅两户人家常住。

嘉道理希望通过恢复该村已经停止了40 年的农耕活动，吸引香港市民来此进行农事参观教育，带动村庄基础零售实现活化，同时也为社会带来公益。然而农事活动已经停止多年，很多中意乡村回归的老人如今都忘记如何耕种，嘉道理专门聘请了热心农业又具生态保育知识的大学生到这里主持复耕，也有富有经验的绿田园基金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土地也需要从不愿耕种的分散的私人手上“流转”过来，基金会通过荔枝窝的热心人士与原居民协商，再与原居民联合体签订协议。土地租金是0.5 港币每平方英尺，换算成内地市制约合3600 港币每亩，这对于公益组织而言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复耕带动的乡村复兴在非政府组织和热心人士的参与下取得了一定效果：一些蜗居在沙田拥挤屋苑中的村民回来了，一同参与耕种，找到了更为适合的养老生活；随着一些稳定的行山远足的市民客流到来，村祠堂旁的糖水店和“二伯士多”也开起来了，村子有了一些初步的活力。市民们来此也会关心这边的复耕计划——通过观察或参与耕作，由翻土、播种、除草以至收成，年轻一代可更深入了解大自然与人类活动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以及饮食文化的发展由来。部分市民也将体力劳动视做健康之道，并认为这种经验十分有意义。这大概也是农业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市中，在刨除了饱腹和产业经济考量后，蕴含的重要社会福祉意义。

正是由于香港农地越来越少，从事农业的农业也一日少一日。下香港的蔬菜自给率近年也是不断创下新低。香港去年的蔬菜自给率只有1.7%，创历史新低，稻米更近乎全部依靠泰国、越南等地进口，但港府并无制定自给率的政策，情况令人担心。 ·

本土研究社刘海龙表示，若全面复耕，粗疏换算，本港蔬菜自给率或可提高至25%至27%。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黄焕忠则认為，「全面复耕不是不可，但实际环境是没有那么多人耕」。但他认同，港府应订下蔬菜自给率目标，中短期可逐步定为4%，然后10%。

塱原、南涌、荔枝窝、、攸潭美、八乡、二澳……新界近年重植一片片黄金稻田，今年春造至少生产至少逾3400吨「港产米」。稻米作為最主要的粮食，但本地生产却佔不足1%。香港现时的荒废农地多达三千八百多公顷，港人是否甘于逾99%的稻米依赖进口？本港又应否制定粮食自给率呢？

大米依赖进口 研究本地食物及农业问题的本土研究社成员刘海龙表示，粮食自给率属于国家层面政策，，主要计算主粮的重量、热量，代表一个地区的主粮供给情况。他强调，一些出口国家，如泰国，会有区域分工，负责供给周边地区某些粮食，而且由国际贸易开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绝对自给自足。香港则在60年代政策改变，由泰国进口大米。

2008年，中国内地经常大雪灾，国家及后推出米袋子、菜蓝子政策，各省市表现足以左右官员升迁。刘表示，由内地供港的食物途经广东省，其中深圳自给率低，人口亦比香港多，若如2008年的雪灾再袭，运输大瘫痪之下，香港势受影响，故香港绝对有需要订立食物自给率。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粮食的定义，主粮包括三大类穀物，包括麦类、稻穀、粗粮（即杂粮，诸如大麦、玉米、黑麦、燕麦、黑小麦、高粱）。但刘指出，主粮可以仓存，而且大米一年只有两造，收益对本地农夫来说不吸引，相反蔬菜难以仓存、雪藏，本地种植的需要更高，认為香港应长远制定蔬菜自给率。  ·

相对生猪、活禽、海鱼及淡水鱼，本港的蔬菜自给率为最低。

去年，本港每日平均生产39公吨蔬菜，蔬菜自给率创歷史新低的1.7%。然而於1970年，这弹丸之地的蔬菜自给率可达47%，1985年也有33%，踏入千禧年代跌破双位数，并持续下滑。 ·本港农地渐渐萎缩，包括种植蔬菜的用地，相反荒废农地所佔的比例就显著增加。

香港现时有逾4000公顷农地，其中约3800公顷荒废。刘海龙提出，若全面复耕，粗疏换算，本港蔬菜自给率或可提高至25%至27%，代表本地生產的蔬菜可供给本地食用量的约四分一，如果减少厨餘浪费，数字更有望提升至40%。他补充，，大罢市，当时需依靠本地食物充撑，更由警察押送，当时蔬菜自给率正是40%，以歷史事件比较，当时可捱到四日。

然而全面復耕面对不少困难。刘称，四大地产商手持约1,000公顷农地，其余也多由新界原居民持有，然而务农收入微薄，成為农地农用的死结。加上香港没有农地保育政策，未能保证农地不被炒卖发展。「市场不是没得做，是被人赶走。」他称只有土地供应稳定下来，农民才会投身，扩大有机菜的种植规模。此外，技术的传承也是一大难题，「老一辈认为农业只是单纯耕作，但要符合有机标准、做好农场规划比种田更难」。 ·

香港与台湾、南韩、新加坡同被称「亚洲四小龙」，外界常拿香港与新加坡比较。新加坡与香港比较，人口少200万，面积少逾2,000平方公里，现时却有六个农业园，面积达1,465公顷。狮城锐意增加蔬菜自给率（叶菜）至10%。至2013、14年，其蔬菜自给率（叶菜）已达12%，即使2016年跌至10%，仍达目标；相反，香港於2015年的蔬菜自给率只有1.8%，去年更只有1.7%。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兼浸大生物系教授黄焕忠指，，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一向依靠马来西亚供应食物，若马来西亚不再供应，将失去食物供给的保障；，因有内地供应，但亦应有自己的缓衝，「可以忍到一阵」。他指，现在的蔬菜自给率只有约2%，若以新加坡為例，改变农业投术，增加夏天产量，中短期目标可望提升至4%，善用1,000公顷农地更有望向10%进发。

 如何可以达到10%自给率？黄称要农地农用，包括以法例规范、以及与地产商换地。他坦言，，但如果社会肯接受，政府可容许地产商发展某部分农地，去换取一定面积的农地，「农民大可安心耕作，10年内不会有收地……开荒都两至三年。」对於此举会否变相助长囤地，他无奈说：「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已经囤了……这可能是香港人的一个阵痛。

至于全面复耕，黄焕忠直言：「全面复耕不是不可，但实际环境是没有那麼多人耕，可行性好低，unreachable（不可达到的），10%是中短期目标。」他强调，香港农业亦要有娱乐休闲、教育、环境缓衝等作用，「（蔬菜自给率）20%可以，有农民种就可以，如解决到住屋问题，而有2,000公顷农地不受影响」。

黄补充，粮食安全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在气候变化的危机下，粮食产能甚為重要，「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一定有农业、农民（政策）」。而且在内地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好的菜未必一定要运香港，内地卖高质菜的价钱一样，我为什么要运来香港？」「香港有朝一日会吃不到内地最好的菜。」他认为本地应该著重有机菜的市场，这亦可保障农民的生计。

在复耕计划的带动下，激起了很多人种田的想法，一方面想体验以前前辈们种田的故事，另一方面在市区工作的压力让他们对种田寄予了另外一种生活期望。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也开始加入这个计划。种米曾经是香港最古老的行业，昔日的元朗更是深圳河两岸最主要的粮仓。相隔半个世纪，离开农田的本土人又重回大地。

周思中是八十后现代农夫，，从反对迁拆天星保护皇后码头，到后来反高铁守护菜园村，新一代的本土运动常见他活跃的身影。五年前，他与几个朋友一齐在元朗租了一块弃置农田，化身成农夫。

从抗争转化为农耕，他的信念如出一辙：「种田只是所做的事情不同。我们不再佔领码头的上盖，但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才是各种运动的核心理念，一直带到现在。由于经常到农村视察，周思中发现，农民只需要一间平房一块田就可以过活。他亦开始尝试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最近还想种米，但今年的收成比较差，只得一百公斤。因为种田，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地道的香港人。

邓氏家族早于北宋初期已经迁入元朗，世世代代以种田维生。香港的工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起步，但农业却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农民的足迹是真正的本土历史。邓桂香是邓氏家族的后人，其太公是大地主，僱有三十多名长工种米种果树，丰收时佃农挑米过来，以米代租，场面壮观。

元朗的平原土地肥沃，当时稻田佔总耕地面积的八成，还出现两个响当当的品牌──齐眉米和丝苗米。深水埗有一栋旧唐楼依然保留这一行褪色的文字：「选办安暹白米新界齐眉丝苗」。安是越南的古名，而暹则指泰国。当年旧唐楼下面应该有一家米舖，而当时香港的齐眉丝苗米被视為与越南泰国的白米是同一个等级的。

由于深受大众欢迎，元朗的丝苗米一度远销至美国，供应予三藩市的华侨。不过时移世易，本土米逐渐式微，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香港再没有人种米。齐眉丝苗最终成为绝响。

相隔三十年，元朗新田又出现一片稻田。花农梁日信当年逃难到香港，曾受人一饭之恩，為了报恩，他在四年前开始种米，并将初次种米的二千公斤收成全部送予老人院及慈善机构。想起恩人，梁日信万分感慨：「以前的人连自己的都还没吃，看到你一家老少无米下锅，便分一半给你。现在生活好了，人却自私自利，哪有以前的互助互爱，齐心合力？

邓桂香来到梁日信的农庄，看看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的香港稻田。她认同昔日的邻里关係充满人情味，「你家插秧，我去帮忙；到我家收割，你过来协助。邻舍间总会互相帮忙。

八十后农夫周思中在种田之餘也研究香港农业史，印证了这种农村群体的生活面貌，并发现种米原来很有群体性与仪式性。他深受启发，将种米推展成多人参与的活动，甚至是一种有趣的聚会。来自不同稻米组的年轻人互相拜访，重现昔日互助互爱的邻里关系。

瑶瑶是九十后种米新丁，自小喜欢大自然，但城市局限了她的视野，到了外国读书，她才发现另一个世界，人与大自然原来可以共生共存。在大学裹，她修读脑科和心理学，未来的工作应该是脑科医生或是临牀心理学家，但她最终不顾家人的反对，回到香港实践理念，并重回大自然学种田。

五个月之后，瑶瑶与她的同伴举办丰收祭，以火祭与舞蹈庆祝收成。因为种田，瑶瑶与她的同伴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土归属，土地成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