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十多年前，被某财经媒体派来香港常驻。刚工作没几天，就有一个香港同事偷偷问我：“普通话里面‘老油条’是什么意思……某某说我是老油条，是不是在讽刺我又老又丑？”
我哑然失笑。
某某是我们的香港负责人。对内地人来说，如果听到主管称下级老油条，无非只是对屡教不改的同事表达一种不太满意但是又有点无奈的感觉。从某种程度来说，能被称为“老油条”者，大多也意味着领导对其资历还是认可，只是觉得有些毛病需要改正。
某某用“老油条”来形容这个香港同事，显然和相貌及年龄无关。
当然，我的这种解释无法令这个香港女同事信服，她坚定地认为，油条是一种油腻腻脏兮兮的东西，再加上一个“老”字，肯定是在骂她年龄又大又丑，这是一种严重的人身污辱。最后她和某某彻底闹翻，这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女同事是香港媒体很资深的行家，其中文水平在香港同龄人中已经属于上流水平。即便如此，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沟通问题，显然是一种遗憾。
中文教育仍然没“回归”
回忆这些往事，是因为香港回归已经20周年。很多人可能会问，香港社会经济生活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其实香港的变化实在太多，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足以大书特书。但有一个变化还不够快，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香港的中文教育水平。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心有戚戚焉，甚至想附合，香港人对普通话重视不足，是不是因为遗风导致，这其实也是内地不少媒体和朋友的论调——但笔者个人感觉却是相反，过去10多年，笔者见证了大部分港人对普通话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内地媒体所认知的水平。实际上，这10多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情况是，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正迅速提升。
香港人提及“中文”时，大部分时候指的是粤语。迄今不少小学教中文时还是用广东话教学。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小学开始重视普通话教学。即便普通话师资不足，一些学校也会把优秀的学生编入重点班，然后专门配备能讲流利普通话的老师来教中文，这些情况都在无形中提升了普通话的地位。此外，香港的中小学每年都举办各类的普通话演讲比赛，学校把普通话列为重要的课程和技能来看待。在民间，普通话培训班也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在公司里，在餐馆里，香港人也更愿意和内地人讲普通话。
然而，普通话只是中文的一方面。较令人担忧的是，香港当下的中文教育似乎更多只是偏重于应试，而对于具体的中文综合运用能力重视不足。
大量的普通话培训班，针对的只是学校的应试要求；很多家长带小孩参加普通话演讲比赛，主要是为了让小孩拿到一纸奖状或证书，以便日后报考名校时简历更好看。尽管小学越来越重视用普通话教中文，但迄今为止，香港政府对于中文教材的要求仍然不高。笔者最近翻了翻四年级小孩的中文书，随意看了几行，居然发现数个语法错误和用词错误。
在内地，大部分学校会有一套较为统一的中文教材，兼顾现代文和古文，中文老师对于学生掌握文章中心思想的培养，以及对于遣词造句的训练一直甚为严格。在香港，情况则很不同。这里的学校有选择教材的自主权，有的学校甚至根本没有中文教材，主要靠学校老师打印一些中文资料来充当教材，这也导致不同学校之间的中文教育水平大相径庭。而在遣词造句方面，香港老师的要求并不算得上追求尽善尽美，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只要能正确理解到中文文章的内容即可，对作文的行文要求也比内地同年龄的学生要普遍低一个档次。
近年来，翻阅香港一些学生的作文，常常会发现大量的广东语口语词汇。比如“迟到了一会儿”写成“迟到了小小”，“没耐性”写成“冇耐性”，“小弟弟”用“细佬”等很港式的行文风格。不仅小学生作文如此，香港的严肃媒体报章的行文也是如此，对句式要求、句读、语句的通顺流畅等要求方面，要比内地低得多——这一点，翻看香港上市公司中文公告的投资者便深有体会。这种现状，和历史上港英政府某段时期偏重于把中文教育“工具化”，而不追求文学性有关。
如何把香港社会对于普通话的重视，从单纯的功利性的应试教育，逐步引导至对整个中文水平和大中华文化的全面提升，这可能是港府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文落后之根在何方？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香港今年的中文教育水平相比内地及台湾地区有所落后，主要是殖民地文化的产物，是英国人殖民地管理的需要。这种判断部分正确，但不足够反映历史全貌，也无法解释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的实际情况。
从历史上看，英殖民政府虽然提倡英文教育，但并没有排斥中文教育。
最早香港建埠之初，英国政府对于中文教育只是抱着由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自由发展，并没有限制；在香港民间，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部分西方教会学校还是以中文为主，或是中英文并重。而民国时期，中文教育也受到相当的重视，不论是国学教育还是中华文化教育，都比时下的要求要严格得多。
一个重要的案例是香港中文大学，它便是的顶级大学在香港的延续。创校的教授大多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儒、。该校也是香港第一所正式获英国纹章院授予完整纹章的大学，比香港老牌精英大学的港大还早了近14年（注：纹章，是用来识别军队、教会等团体的世袭或继承性标记，以彰显贵族式的显赫地位）。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港英政府开始直接介入中文教育，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意识形态问题，而限制采购内地课本，并对香港的中文课本进行事前审核。但是公平地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港府并没有限制中文教育的发展，并且仍然尊重传统文化教育。而且从1952年开始，香港举办中文的高中毕业会考，正式把中文纳入香港的学制系统。
197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法律，把中文和英文同时认定为法定语文，从而正式确立了中文在香港的法定地位。为配合形势，香港教育司正式把中文分为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学两个学科，从此中文课程成为正式的核心学科，并在90年代初成为高中核心考试课程。
尽管如此，港英政府对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放任自由（而不是积极支持），而香港教育界在语文的教学机制和教材选择上无法形成共识意见，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则进一步造成香港中文教育的困境。
比如香港在民国早期时，过于强调维护传统，以及防止意识形态入侵，导致中文教育以难度较大的经史古文为主；后来又过于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对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的中文教育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全面转向白话文，大大减少了古文的篇幅，同时降低了中文文学性的要求和阅读文章的难度。发展到今天，香港中小学已经形成用广东话教白话文的主流趋势。一些不了解香港中文发展史的本地年轻人甚至固执地认为，用广东话教白话中文才是“正道”。对此，有香港学者曾经痛心疾首，并且在报章上公开质疑，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中，有几个人能听懂当年国学大师钱穆的讲课内容？（编注：钱穆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办人，校内有其雕像。）
中文教育的“工具化”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出现改变。当时香港中文教材开始恢复关注中国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及哲学思想等领域的内容，但港府仍然没有确定一个比较具体的语文训练建议，对于如何结合文化教育和文学教育，也没给出一个有效且权威的机制。直到2000年左右，香港课程发展议会才提出了较全面的指引，并首次提出对中文语文的审美能力要求。
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指引虽然要求很高，但对教学机制仍然留下许多灵活处理的空间，但这也令各个学校的中文教学出现较大差异。而且，在上述变革过程中，香港中文教育始终没有解决和内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大中华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一言难尽，但结果就是迄今为止，这些深层次的文化交流领域仍然是盲区。
经济诱因与变革
以上所说的香港中文教育，不论是港英殖民政府的不积极支持因素，还是香港教育界未能就教学机制进行有效设计因素，可能都不如港人的“经济导向”因素来得更重要。而经济诱因，也可能正会成为香港中文教育下一步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回归之前，香港的经济以外资为主，港资虽然在战后崛起，但真正统治香港经济的还是外资大行。同样的工作，外资行的待遇要高于港资很多，因此以英文教育为导向，也是民间的客观诉求。
从政府和中文教育界的角度来说，提升中国文学水平，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提升全港的中文教育水平，和经济利益不应该扯上关系。然而，从现实角度，我们也不能忽略经济诱因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毕竟，如果学好英文更有出路，将来拿的工资更高，香港家长们又怎么会把更多资源和时间配给中文教育呢？
笔者在香港的这些年，听到很多香港朋友对于子女的教育想法，大体上都是首选欧美名校，其次才是本港的名校，最后才是本港的非名校以及内地的大学。背后的经济诱因不言而喻。在现实生活中，欧美公司开出的薪酬仍然高于同档次的中资公司和港资公司，工作环境也普遍较中资更为宽松。
如果不谈就业，仅从应试的角度来看，香港家长们也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首选优质的英文教育。
香港建埠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一所大学，即香港大学。而香港大学早年的招生考试并不考中文（1963年港大入学考试取消中文及格的要求），这沉重打击了香港的中文教育。这种情况直到其他几所大学兴起，情况才略有改善。
但是直到今天，香港的大学大部分仍然是以英文授课为主，也就是说，不论学生在中学时期是在中文中学，还是在英文中学，进入大学后都得用英文学习——其结果就是英文中学更受欢迎。
不过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深，可能也会令香港的中文教育出现重大变革。
近期就有香港朋友诉苦说，她女儿自从进了英语中学后，几乎就没有了中文环境和中文续航学习能力。虽然英文中学的中国历史等科目仍然是用中文教，但是小孩长期养成英文的思维模式，尽管看得懂所有的中文字，却无法深刻理解中文历史书和语文资料的内容，写出来的作文也是深受英文思维的影响。
这位朋友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她认定香港未来还是要依靠内地经济的，未来去中资公司工作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因此不希望女儿失去这种机会。如果不懂中文或是中文不够流利，无法用中文流利撰写商业报告，都有可能失去这些机会。
香港回归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公司进入香港设点，维港两岸的大厦顶端广告牌，也逐步被中资企业的招牌所占据。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外资企业大批裁员，中资公司由于海外市场仍然偏小，受到的经济冲击较小，成功吸收了不少香港本地员工，客观上提升了社会对于中文能力的要求。虽然这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大多实施国际化政策，并不要求在公司内讲普通话，但香港社会普遍认为，中资企业对于中文写作水平的要求较高，也因此反过来强化了学习中文的动力。
香港是一个擅长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城市，随着中资企业成为香港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教育在香港也自然会越来越吃香，从学校到家长，对于子女的中文要求水平也会水涨船高。
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两地的年轻人不会再为一根老油条闹翻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