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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中国钟表设计——国货自强专题(八)

2020-11-12 08:59:52

2015年《装饰》杂志第九期“特别策划”


主持人语

自从中国开始工业化,才有了“国货”的概念。据说,这个词最早源于茅盾的《林家铺子》(1932 年发表)。翌年,国货运动兴起。

回顾国货的发展历史,有三个阶段尤为重要: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事,国外对华资本和商品输出大量减少,民族工业产品得以有机会扩大国内市场,与原占绝对优势的洋货竞争。其次,是1949 年至1966 年。在一个几乎封闭的环境下,面对窘迫的技术条件、薄弱的经济基础,国产品牌艰难发展,并取得不易成果,产品在品类、数量和质量上真正全面进入工业化。国产品牌、国货与国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与感情。最后,就是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伴随着经济转型、引进外资、人民日益富裕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一跃成为“制造大国”,且正努力向着拥有更多世界级国货品牌的目标迈进。这其中,既有难得的机遇,也潜藏着令人担忧的危机。

本期专题即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认识下产生的。各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追踪百年来中国工业产品与品牌的演变,剖析不同阶段的作用,阐释不同行业的发展特征。从中总结发现:紧随时代发展,明确产品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掌握核心技术,是国产品牌和中国制造企业不断提升的关键。我们希望通过专题内容,带给学界、业界更多启示——客观肯定过去的成就,理性审视当下的问题,为未来的进一步提升寻找有效路径。即如沈榆教授在开篇文章中所言:溯源国货,不是怀旧,更是期待超越。(王小茉)


历久弥新:中国钟表设计

国货自强专题(八)

作者|滕晓铂

内容摘要: 本文回顾了中国钟表产业的历史:从模仿到创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钟表设计逐渐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它是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缩影。在对“国货”的热情被重新唤醒的今天,中国钟表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局面,只有不断思考,面对新问题,抓住新机遇,才能使国货品牌经受住全球化市场环境的考验。

中国的钟表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学习期,从1581 年钟表由欧洲传入到1966 年自主设计出第一块手表的近四百年时间里,我们几乎一直在模仿欧洲的技术。当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也不断根据国人的需求和自己的理解进行创新,从技术和设计两个方面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转型。

一、从传教士的“钟表外交”到民族钟表企业的出现

1581 年(明万历九年)开始,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将机械表和自鸣钟自澳门传入中国内陆(广东肇庆)[1],希望借实用技术引发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好奇心,。事实证明,“钟表外交”的方法确实让这些传教士获得了当地的居留许可甚至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欣赏,1583 年,广东肇庆府总督郭应聘同意传教士在当地兴建教堂,罗明坚又带来了钟表匠,在当地能工巧匠的协助下为教堂制钟[3]。由此,中国的钟表制造最先在广东兴起。到了明代末年,欧洲的钟表广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知晓,且中国仿制生产欧洲齿轮钟的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4],广东、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成为重要产地,以“广钟”和“南京钟”最佳。尤其是“广钟”,其技术水平已与英国钟不相上下,且价格便宜三分之一。而清代的皇帝对欧洲钟表更是有着极大的热情,自顺治帝起,清宫开始仿制西洋钟表,多由外国传教士制造,并把技术传授给了中国工匠。经过康雍乾三朝,清宫“御制钟表”达到鼎盛,包括自鸣钟、造型钟、时乐钟、更钟、怀表等,内务府作钟处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钟表制造中心。嘉庆朝以后,清宫作钟处的生产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民间钟表的使用和修理开始逐渐普及起来,钟表作坊大量增加,苏州钟表业已经出现了行会组织。

明清时期中国的钟表制造以座钟为主,在西洋钟的造型基础上,以珐琅、红木、镀金、嵌螺钿等手法装饰,装饰题材除学习西方元素之外,又增加了象征“太平盛世”、“吉祥如意”等寓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钟面大多仍为罗马数字,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东西方文化杂糅风格。清代后期,苏州等地制造的“苏钟”将插屏与座钟结合,提高了观赏价值,被称为“插屏钟”。

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商贸口岸,19 世纪后半期至20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国外钟表品牌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近代以民间作坊为主的钟表行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民族钟表工业由此产生。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时钟产品名声已远播海外。但随后到来的日本战争极__大地阻碍和破坏了民族钟表工业的发展。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在山东地区有一些生产小型钟的工厂,根本没有手表制造业,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钟表生产的潮流。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1955 年,中国开始研制机械手表。3 月,中国第一只手表在公私合营的天津华威钟表厂诞生,为15 钻机械表,定名为五星牌,1957 年更名为五一牌。同年9 月,上海组织29 家钟厂和钟表店,参考瑞士塞尔卡AS1194 机芯研制出自己的A-581 型机芯,1962 年又研制出A-623A型机械日历手表。这几款表都以质量上乘、款式新颖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1958 年,手表生产列入国家计划,由轻工业部统筹规划发展。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南昌、西安、青岛相继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涌现出“上海”“北京”“钻石”“宝石”“双菱”“蝴蝶”“红旗”“紫金山”等众多品牌的手表。当时手表凭票购买,市场供应极其有限。

1968 年,上海手表厂年产量突破100 万只,我国手表消费开始摆脱以进口为主的历史。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牌手表代表了中国人眼中最好的国产手表,当时一块上海表的售价大概相当于普通职工3 个月的工资,戴上手表也成为很多人参加工作后首先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上海牌手表成为身份的象征。手表还是结婚“三大件”之一(还有缝纫机、自行车),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如果没有上海牌手表,就没有姑娘会嫁给你。”[5]

这段时期是国货的黄金时代。不仅手表如此,钟表行业的其他领域也发展迅猛。20 世纪50 年代末,闹钟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1957 年,闹钟产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年产量达到120.42 万只。20 世纪60 年代,上海钟厂设计开发带有柔声预闹的“二重闹”小闹钟,以及富有童趣的“小鸡啄米”闹钟:在纸质钟面上印有鸡身,再配以能活动的鸡头,运转的机芯带动鸡头每秒啄食一次,形象逼真,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而天津钟表厂设计生产的金鸡牌闹钟以优良的质量和精美的设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全国范围内热销。[6]

国货的黄金时代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诞生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在商品短缺时期能够让尽量多的人尽快带上手表,国家采用了统一机芯的方式,这也致使全国手表厂的产品款式基本一样,只有供应出口的天津海鸥表厂是由轻工部特批,没有进行统一机芯的改制。到了80 年代,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前统一机芯的高效生产方式所潜藏的危机浮出了水面:当时中国手表的生产正面临从机械表向石英电子表的转型,日本的石英电子表技术对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中国表厂造成了巨大冲击,曾占据中国消费市场四十多年的大型国有企业突然被刚刚冒起的“组装业”所取代,钟表业发展从以机芯为龙头改为以手表外观件为龙头,钟表生产中心转向了中国南方沿海一带。这场由机芯技术转型和外观设计所带来的钟表行业的重新洗牌,使市场份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 世纪末,全国表厂从1980 年的68 家萎缩到仅剩十几家,许多幸存下来的大型表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直到2000 年,石英表技术的日趋成熟和产量大幅增加使市场价格迅速下滑,利润空间变小,高档机械表重新获得市场青睐,这些表厂在环境回暖情况下慢慢复苏。

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

将设计与制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工业企业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经历过阵痛的钟表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其设计意识、品牌意识发展得相对较快。在以深圳为中心的南方沿海地区,涌现出许多新的品牌,如罗西尼(1984 珠海)、飞亚达(1987 深圳)、天王(1988 深圳)、依波(1991 深圳)、格雅(1993 深圳)、雷诺(1996深圳)、劳士顿(2005 福建)等等,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培育,已经成为国内手表的知名品牌。

高档机械表的机芯技术此时仍然是关键,这是将中国品牌打造成国际级别的奢侈品的必经之路。“陀飞轮”装置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与1795 年发明,其旋转擒纵调速机构可以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机件造成的误差,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全球高档机械表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这项核心技术。1995 年,北京手表厂在许耀南的主持下独立研发出中国大陆第一只陀飞轮手表,并于2005 年正式冠名为“中华陀飞轮”,摆轮被设计成了飞燕形状,命名为“中华灵燕”。2001 年,上海手表厂成功研发出陀飞轮机芯。“北京”和“上海”两个品牌的陀飞轮系列手表以独具特色的款式和时代感,赢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由此,中国迈出了向真正的钟表奢侈品行业进军的第一步。

进入21 世纪,人们对于“国货”的热情被重新唤起,一些历史悠久的钟表大厂几经波折坚持保留下来的品牌经过时间的洗礼更具文化底蕴,如“上海”“北京”“海鸥”等品牌,在吸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设计团队;同时注重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学习,并以举办设计竞赛的形式发动创新。这些老品牌在注重创新的同时,推出了针对收藏迷的“复刻版”,以及带有传统元素的“复古版”,引起了许多本土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的注意[7]。

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与国外的成熟品牌相比,仍然有一些问题亟待我们思考:

第一,许多国内新品牌形象定位模糊,从命名到形象设计都让人分不出是国货还是洋货,如前所述的罗西尼、雷诺、劳士顿等等,不胜枚举。以混淆视听达到销售目的的做法已经是过去时,虽然这些名称是由品牌诞生之初的市场环境决定的,但也因此失去了作为国货文化价值的天然优势。

第二,在外观设计领域,国内品牌比较注重的中国传统元素早已受到了国外高端品牌的重视,如雅克德罗、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卡地亚等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甚至要长于中国独立生产钟表的历史,先于国内企业推出了中国风的不同系列,并且因其综合实力强大,在与国内品牌分享市场时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第三,新材料和新技术一直是促进产品发展的动力。除了高端的机械机芯和低端的石英机芯之外,智能可穿戴设备又瞄准了腕表市场,如苹果公司推出的Apple Watch 在同时实现了复杂的计时、健康管理、电话功能之外,更把数码产品打造成了新型的奢侈品,直接影响了竞争本就十分激烈的腕表奢侈品市场。

第四,国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品牌形象的打造不仅在于钟表本身的技术和外观设计,而更应注重整体文化形象的包装。目前的销售平台中,来自海外的品牌层次划分清晰,定位明确:以陀飞轮技术为核心的高端产品采取经典奢侈品的营销路线,如百达翡丽在高端消费急速发展的今天仍采取稳健且服务至上的市场策略,每年的产量限定在5 万只,其专卖店“百达翡丽源邸”的选址均为历史悠久的保护建筑,将其打造成博物馆式的“时光殿堂”。而以石英电子机芯为主的时尚品牌则采取面向年轻消费者的销售策略,价格定位较低但不失其艺术品位,且以产量取胜,其品牌形象与科技、运动、当代艺术、当代音乐融合,体现出激情、动感和活力,比较成功的代表是瑞士品牌斯沃琪。而中国众多钟表品牌的形象定位呈现出均质化特点,同一个品牌既有高端产品也有低端产品,且没有侧重点。这样既不利于其自身发展,也使中国整体的钟表产品混杂在国际市场中,无法体现出竞争力。因此,品牌文化策略是目前国内钟表企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品牌文化的建立直接关系到消费市场的培养和顾客的品牌忠诚度。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国内钟表产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们面对的未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只有时刻关注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时刻关注市场的不断变化,才能使中国品牌历久弥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来源:2015年《装饰》杂志第九期“特别策划·国货自强”

作者:滕晓铂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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