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二环的外边，有一条东西向的街道，不宽、仅容两辆公交对面通过。春夏秋三季，总是绿树成荫，人来车往，却很少见堵车；即便是堵车，似乎也不会让人起急，大约是空气新鲜、景色怡人所致。这条街道不叫胡同，叫“安德路”，因连接安定门外与德胜门外而得名。
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因为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所以印象深刻。安德路是北京少有的几十年不做大改造的街道，今天的安德路与二十年前，没有太大区别，街道依然不宽阔，两边的树依然密排，绿荫依然让人在夏日里也觉清爽。
二十年前，在靠近安定门外的道路南侧，有一个铁皮搭起来的棚子。显然用心做了装饰，虽是铁皮棚子，外边却整整齐齐，北面临街，窗户也不小。棚子上边，算是屋檐，突出来，一样整整齐齐的铁皮扣板，刷成淡绿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北方城市里平房住户家里墙腰往下刷得漆一样。红色塑料，行书写着“周记修表”四个字，端正中不失活泼，显得亲切。
可能是这些好印象给我触动，那一年的冬天，我把母亲送我的一块石英表拿去这家店修理。外边看来不起眼的铁皮棚，里边竟然很宽敞。生着蜂窝煤炉，暖暖和和。柜台后边，一个三十多岁、皮肤白净、眉清目秀的男子，一脸的谦恭、和善，热情地打招呼。拿过表来，问了几句，说道：电池要换，也该擦油腻了。我问多少钱，他指了指墙上一张表格，价格一清二楚。
我选择了“进口电池”加“擦油腻”，总共三十元。那位周师傅——我这样问他，他满脸欣喜地答道“就是我”、“就是我”——说后天来取，“活儿”已经排满，钱取表时候再给。
过了两天取表，果然擦洗得干净、清澈，用一个小塑料口袋装着。付了钱，我问他是不是江苏人，他说“萧山、杭州”人——我的地理学得一向很好，知道萧山是杭州下辖的地方，不知“周师傅”为何“萧山为大”，难道要学英式的地名表达，从小往大了说？
那一天，周师傅身边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带着红领巾，趴在靠墙的一张小桌上，心不在焉地写着作业，可能是放了学不想回家，顺路到父亲的钟表店。看着这位三十出头的“周师傅”满足和无比幸福感的微笑，想到同是“北漂”的身份，我的心也暖暖的……
“异乡异客”，文学家的伟大在于能说出大多数人想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自那以后，我再没有去周师傅那里修过表，每次路过，依然要转头看看那树木掩映中的铁皮棚子。周师傅很是勤奋，如我这样算是“有公职”的人春节、国庆长假一到期就得上班，“周记修表”竟然也在法定假日结束后第一天开门营业，国庆长假更是不休息。
这样过了两年多，一天，忽见路边铁皮棚消失，只剩一圈砖头破败，应是那棚子的“地基”。听广播里播报，北京要“街道还绿”，“马路牙子”上搭建的摊儿位、棚子，都要拆除……
夏天里，去更加靠近安定门外的一家超市买东西，那超市门脸儿不大，却是北京一家“国营”连锁店之一。一进门，就看见右边一个不大的木质柜台，上半部用玻璃罩着，上书“周记修表”，一样的红色行书字体，只是用纸贴做的，平淡的让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仔细看去，柜台里没有人，右边一个水果摊，一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正在招呼顾客，旁边一个破旧的婴儿车，坐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看不出男女，不胜其烦地哭闹着……
再看那男子，就是曾经眉清目秀、幸福写在脸上的周师傅……头发已经快到肩膀，银丝闪烁，上唇上还蓄起了浓密的胡须……我要买的是电池，等着周师傅把水果给顾客装好，收钱时不知何故跟那顾客有些不愉快，吵闹了几句。我说要买电池，周师傅从“周记修表”玻璃窗旁边一扇挡板钻进去，拿了一板儿电池，十分不耐烦地说“十块……”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记得我是谁。对于他，我就是一个路过这里需要买点生活用品的过客，此时的他脸上愁云密布，加上那应该是他的“二胎”、或者“三胎”的孩子的哭闹，不是我当时假装所谓“上帝”的顾客身份，他恐怕都懒得搭理我。
我更能理解，那个坐在不管是不是真正属于他、但至少有一片独立于他人的、自己天地的铁皮棚子里的“修表师傅”，挤在这杂货店里，还要再卖些水果补贴家用，他的无奈和不解……
，在北京尤其强烈。所以，在北京生活，要具备承受不知哪一天就会发生突然变故的胆量和能力，正如二战后期经常挨美国人的轰炸、写出《萤火虫之墓》的日本人野板昭如的名言：“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想起来几年前，听老师说起我的一位同门学弟，后来考上了华东一所大学的博士，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中央级的事业单位工作。生了个女儿，专门请来高人起名字。老师不解的是，那位号称高人的人，给他的女儿起了一个平平常常的“静”字。
问起学弟所在单位，我脱口而出：这个不奇怪，他那个单位，上到书记、社长，下到看大门儿的老头儿，都是卯足了劲头儿，比着看谁能找一个更高的“高人”来占卜算卦。原因很简单，对于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大，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和倒霉，哪一个会先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