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与香港

饒宗頤1917年出生廣東潮州巨富家族，父親饒鍔畢業于上海法政大學，修建了當地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有這樣的環境，饒宗頤從小就博覽群書，也難怪他晚年曾經感慨「似乎生下來就機緣已熟，於是命定地要做學問」。

饒宗頤家族照片，前排左五為饒宗頤

饒宗頤生於潮州，求學工作於廣州，但是他後半生的治學福地，卻是在香港，饒宗頤與香港的緣分，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1937年，，饒宗頤當時在廣州通志館做藝文纂修，1939年，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在向西南遷校過程中，饒宗頤因為染病滯留香港，居港期間，饒宗頤協助王雲五編纂《中山大詞典》，還協助葉公綽編選《全清詞鈔》，從而開始了治學之路。香港淪陷後，饒宗頤返回內地。

1949年，饒宗頤再次移居香港，三年後在香港大學中文系擔任講師，主講目錄學，文字學、楚辭、文學批評和漢魏六朝文學。饒宗頤曾經將香港比作建安時期的荊州，，紛紛遷居於此，「香港有這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安定的香港不但給饒宗頤提供了治學的淨土，中西交匯的環境也讓他建立了更大的學術格局。1954年，饒宗頤到東京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隨後又去歐洲尋找流失的甲骨文，在1959年寫成《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展現了殷代的歷史面貌。

提起饒宗頤，不能不說敦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饒宗頤受到漢學家戴密微的邀請前往法國研究敦煌曲，七十年代，饒宗頤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隨後和戴密微共出版探尋敦煌曲子詞起源的著作《敦煌曲》，，填補學術空白，奠定了他在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地位。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學術研究中，饒宗頤幾乎研究了國學的所有門類，出版著作六十餘部，僅《20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就有一千多萬字。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藏書，在香港大學成立饒宗頤學術館。饒宗頤國學院和文化館也先後於2012和2013年成立。

告別大師，有人惋惜一個時代結束了，但是在饒宗頤生前的談話來看，卻充滿了對未來學術界的看好和對死亡的豁達，他曾經寫過「死只是生的一條尾巴而已」，「死是無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