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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书店长期以来发扬了老商务的文化精神，但在数字时代的冲击下，大有江河日下，日薄西山之势，但在这么多年的积淀下，依然是香港最有特色文化地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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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香港，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都会提到香港，印象深的是地图上香港二字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是个小小的“英”字。澳门旁边也有个括号，里面却是“葡”字。我那时上课极不认真，更不会想到几年后还有高考这一回事。
讲台上的老师，眼神无精打采，嘴里念念有辞，我百无聊赖，能干的事不过低头抬头两桩：低头，是偷看小说，抬头，是胡思乱想。听到老师讲到香港，我觉得这名字好听，就看了看地图。咦！这倒怪了，澳门那个地方原来盛产葡萄啊，那香港旁边的“英”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得出了结论：那一定是像水泊梁山那样，是英雄聚义之所。于是开始向往。
等到地图上紧挨着香港的“英”字去掉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土上紧挨着香港的深圳生活了六七年了。又过了两年，我终于有机会去香港看看。之后就一去再去，从不厌倦。我曾经介绍一位同乡去香港玩了几天，回来后他向我发誓，说一辈子不再来这个地方。我惊问何故，他说人多车多楼多挤得喘不过气来，“我说话他们摇头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什么破东西都贵得不得了。”
那一刻我就想：我为什么喜欢香港？
不为别的，只为了书。是不是水泊梁山倒没什么要紧了，那里啸聚着一批书中美艳确是真的。
大陆的爱书人喜欢去香港买书，当然不会是因为价格。以我们的钱包薄厚水平衡量，香港书的价格不仅很贵，而且贵得不象话，简直不成体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没办法，心存愤恨就类同自讨苦吃。
能甘愿在香港新书旧籍的价格上讨苦，皆因为有大陆体会不到的淘书乐趣。以我个人的喜好，这乐趣可归为以下数端：
其一，在香港能买到政经文史类的港版台版书；
其二，这些港版台版书当然是未经删节的；
其三，，，到情色的；
其四，有许多书，包括历史的文学的，大陆短期内不可能出版，或不可能一字不删的出版；其五，港台版书虽然贵，但是装帧设计印制水平上佳，“含书量”高（“含书量”一词为个人杜撰，意为一本书的“书香”含量。书香为感性指标，言人人殊，我自有一套标准）。
其六，阴错阳差，我喜欢的当代华文作家竟然都在港台或海外。买他们的书，为求全璧，只好去香港。
其七，香港的一些二楼书店颇值一观；
其八，香港的旧书店虽然正在衰落，但毕竟还能淘到不少可叹可赏之书。
一城一地书店整体品味的高低，。，承载言论的书籍自然如鱼得水，生态平衡。仅此一端，淘书乐趣倍增无疑。
八条乐趣，说来也麻烦得很，先拈出“旧书”一条，说说所见所闻与所得。
香港·商务印书馆
香港的旧书业，据说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曾兴盛一时。《大公报》曾载一文，说那个时候旧书店的常客，大都是自京沪南下寓居香港的文人。我想这其中该有叶灵凤、徐訏等先生的身影吧。文章还提到一家三益书店：
“位于湾仔轩尼诗道的很有名气的三益书店﹐店龄极长﹐那位老板姓萧﹐有些眼光﹐经他手的旧书﹐都爱分门别类各有存放﹐特别是线装书﹐他一眼便能分辨出内中份量即文史收藏价值﹐特别珍贵的﹐则有专门的销售渠道。笔者曾听这位萧老板说起当年与本港着名文人叶灵凤的书谊之深﹐说是每得奇书﹐往往会第一时间通知叶氏。”
这样的旧书店，已经是昔日北京琉璃厂的格局了，可惜我们无法躬逢其盛。更可惜的是，这家三益书店也已经关门十来年了。时移势易，香港旧书业早已大不如前。
我初去香港，无人指点搜访旧书门径，只一味在铜罗湾一带的二楼书店摸爬滚打，带回来的都是董桥、张爱玲、余光中、思果、陈之藩等人的新书。上海的子善兄每去香港，都会在深圳短暂停留。回来时见他大包小包的书，我不忍心让他打开给我看。我倒不是心疼他的体力，而是怕我自己看了心里难免要羡慕乃至嫉妒。我只愿意听他讲又去了哪家书店，见了哪些朋友。
印象中香港上得了台面的文人学者似乎他都认识，印象中他也多次提到去逛了什么什么旧书店。他那里眉飞色舞，我虽然听得认真，往往又不深加理会：认真是无意的，不理会却是故意的：别人的书缘与自己无缘，记那么清楚，徒增烦恼；藏书到底是“独乐乐”的事啊。说的人希望“众乐乐”，那是以书缘结善缘；听的人客客气气地与人家“同乐”，心里哪里又真乐得起来？
香港·三联书店
第一次认真记下一家香港旧书店的地址，是因为那本《中国图书史资料集》。我多年来收集了不少“关于书的书”，对此类书籍分外敏感。前年北京赵丽雅从香港返京路过深圳，给我看了她在香港旧书店买到的《中国图书史资料集》（刘家壁编订，龙门书局一九七四年初版）。
我想这回不能再“掩耳盗铃”了，于是当即记下那家旧书店的地址，想着再去香港时可以按图索骥。后来去香港，发愿要到那家旧书店一游，可是到了住处才发现忘了带记地址的小纸条了。此刻我恍惚记得那家旧书店的名字是“学津”。如果所记不错，那才叫啼笑皆非呢。前几天才去了学津一趟，结果惹得我怒火满胸。此是后话，先略过不表。
2002年10月下旬，因为要给《董桥散文类编》拍插图，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一帮人约我同去香港，到董桥先生家中拍他的藏品。说来让人好不生气，这套《类编》我本是应出版社之约而编，也征得了董桥先生同意。如今两年过去，书稿转了两个出版社，出版合同也签了两份，最终还是胎死腹中。个中原因，说来话长，以后当另文专述。
和董先生约好，是星期六下午在家中见面开拍。我特意在星期五傍晚过关，住在铜锣湾SOGO附近我们报社驻香港的办事处。我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周围的书店相对集中，一些有点名气的二楼书店都在这一带有分店，像洪叶、青文、乐文、田园等等。洪叶以经营台湾版新书见长，是我每次必到之地。
香港的文化人似乎也看中洪叶的台版书。住在铜锣湾，我如果约马家辉兄见面，那路线图一定是这样的：时代广场大屏幕下见面，然后去洪叶书店看书；出得书店门，如果吃西餐，就去那家西餐厅，名字忘记了，家辉兄说王家卫就是在这家餐厅拍《花样年华》里张曼玉和梁朝伟餐厅见面的戏；如果去酒吧，就去时代广场后面一条小街上的那间，名称竟然也记不得了。
铜罗湾一带有没有旧书店我不清楚。既然这次想一访香港旧书店，我本来应该提前做好“旧书地图”一类资讯准备的，可惜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固执地认为，买旧书更靠书缘，乐趣都藏在漫不经心地寻找和他乡遇故知式的偶然之中。“精确制导式”的定点轰炸当然省时省力，但我更愿意问问同好的师友或者书店老板，如此问出的旧书店凭空多了一份人气。
香港的书店大都晚上十时打烊。那天晚上九点，我转到了SOGO后面的。这是一家二楼书店，不算是旧书店，但是也常常有一些几年前出版的台版旧书。寻常的二楼书店都是经营新书的。我曾经在这家书店买到过林文月译的《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所以这次还是奔林文月而来。果然，我找到了林文月的《交谈》（台湾九歌初版五印）和《山水与古典》（台湾三民九六初版）。逛了一会，没什么新发现，意兴阑珊，准备走人。这时身后一个声音说：“这本书你不能不要。”
香港·
乖乖，怎么有人给我讲话，莫非真的他乡遇了故知？我回头一看，发现是这家店的老板。我需将别家店买的一包书暂存柜台，所以刚进门时给他打过招呼。他本是坐在收银台后面看一本什么书的，这一会却拿着一本书跑到我身边来了。老板五十左右，黑黑瘦瘦，个头不低，眼睛不大，留着小胡子，说一口还算流利的“港式”国语，只是经常说着说着就变了粤语，“双语”转换的节奏仿佛是粤语用来给国语加个注解，或者作为强调。当然，更有可能是一不小心语言遥控器自动换了频道。
我扫了一眼他拿给我看的那本书的名字，《现代英文选评注》，立刻就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英文比他的国语水平还差，此生已经再也鼓不起勇气去吃攻读英语的苦头了，“现代英文”？还“评注”，嘿嘿，拜拜吧。
那老板有点不甘心，说：“你再看看，好书啊，很难找的。翻翻啦。”
人家一片好意，我也不好一意孤行，于是接过书来。这一看，我心大快，原来此书是夏济安评注，夏志清校订。“要了，这本我要了！”我连忙谢不绝口。老板并不吃惊，似乎自信我这书猴子跳不出他书如来的手心。他指指我手中挑好的林文月的书，说：“林文月文章好啊，现在会写文章的人不多了。”然后一口气又把他店里林文月的书报了几种。我说我都已经有了。他笑笑，慢慢走回到收银台后面坐下。
我这是第一次与香港书店老板正面交锋，觉得这二楼书店的老板果然都有些来历。当时店里没有几个人，我猜想他是观察了我一阵，发现我围着林文月转圈，所以才过来给我“伴舞”的。他是懂书的人。
付款时，我问他香港哪里有旧书店。他一个劲地摇头，说现在懂书的人少了，年轻人不喜欢旧书了，没什么好的旧书店了。“店里的这些书都是我自己去挑的，”他说，“会挑书的人少了。”
他又问：“你需要什么旧书？留个名片，留下书名，我帮你找找。”
我说：“就是想去旧书店逛逛，也没什么非买不可的书……对了，我想找董桥八十年代出的那两本散文集子。”
“不好找了。”他叹了一口气。
他开始给我大谈董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双城杂笔》写得好啊，他八十年代的文章写得好。现在的专栏文字不如从前了，不那么美了。”
我笑了，说：“董先生前一段日子写文章还说，他那几本早期的散文集子都是该烧的，他也反对别人编书选他早期的文章呢。”
老板又开始摇头，没说话，大有“董桥观点值得商榷”的意思。
我也并不同意老板对董桥文字的“比较评价”，觉得《双城杂笔》远不如后来的文章好。老板痴心于董桥旧作，或许和《双城杂笔》出版的时代有关。那个时候，老板正年轻，当然喜欢野野的、跳跃的、诗意的、新潮的笔墨；当年读书时的感觉就像过去的老朋友，中年以后回想起来，还觉得亲切，不会不喜欢的。第二天我给董先生说起这位老板对他文章的评价，他“哈”的笑了一声，又问了一句：“是吗？”就没说什么了。
（资料整理于网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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