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且仅供参考。，因水平有限，有词不达意表达不清之处，敬请谅解*
也许是和N刷的《重庆森林》搞混了，总想着第一次到香港降落在1998年就已关闭的启德机场，飞机在密集的楼房中穿过，这画面常在脑中反复播放。天上居高临下的俯视很快就被在旺角街头坐井观天的逼仄画面所替代，高耸的旧楼黑魆魆的外墙斑驳着岁月的痕迹，如果不是湍急涌动的人潮，从内地第一次来的人不会相信这就是香港。
2000年，海港城IFC这些巨型商场的面积还只是现在的几分之一，所谓高楼应该比如今的都矮一截，住宅还鲜有超过40层的，满街店铺里能听得明白普通话的没几个，记忆中清晰的是6平米300港币一天的酒店房间里地上爬着几只肥硕小强，深受震撼，很难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数港产大片里面的繁荣富贵和眼前场景联系起来。在那个时间点上，内地在南巡讲话后迎来分税制和住房制度改革，全国一片工地，大范围的经济加速已经势不可挡，而香港则勉强渡过移民潮和97亚洲金融风暴更长期跌入了垄断资本的陷阱，虽然GDP总量仍足以傲视全国，但距离被上海和深圳分别超越只有8年和18年。20年间此消彼长以及各种大小事件的波澜起伏，对于当时懵懂游历或是多年后漂来工作和生活于此的我来说，仍难想象这一切竟全都真实发生。
不论出差或是省亲，近来每和国内新老朋友聊天，难免会讲到这几年香港的故事，看法一水的悲观，房子太贵、贫富差距太大、经济空心化、对政府的不满、李嘉诚跑路了、上海要替代香港了、买东西不便宜了、自由行的旅客数量减少了、Hong Kong is going down… 完蛋了…。之前好像也有很多国内的大神公众号讨论过这些香港的问题，大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隐隐中有那么点穷亲戚抖起来了的幸灾乐祸，参杂着“我早就告诉你了….”和“当初对我爱理不理，现在叫你高攀不起”的矛盾情感。再对比另一个方向上，大量蛮有市场的负面观点主要聚焦在体制上，想是为了迎合百七十年的既得利益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们，，言语之中感佩香港法制，间或追思过去的无限美好，叹息亚洲四小龙的荣光，到如今一朝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垂泪对宫娥。
作为就食于香港的一份子，对于两边针砭，深感为然，也不以为然，不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或是混饭于斯的，腰总是不疼的。倒是我这种外来户，前前后后和香港纠缠也十几年了，红旗下茁壮长大，黄伞下面孔似曾识，感觉事情虽然很复杂但也没有那么夸张。和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爱还是恨谁，都可以带这坑里来，香港有其美好，也存其陋弊。对比几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半殖民地的出身倒是类纽约，毕竟美利坚几百年前也只是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东京如今有些没落，无外乎是因为日本经济的衰落和社会的封闭，伦敦虽然依旧皇家范儿风度翩翩，但苏伊士危机也好脱欧也好家底在战后近百年里面薄了不少，地球人都明白不论折腾多少次经济危机还是翻几场金融海啸全球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唯美国马首是瞻，至于新贵如新加坡甚至上海，其实深埋各种先天后天的不足，难以真正执亚洲牛耳。格林威治时间有伦敦，-5有纽约，+8有香港，只要安安稳稳地背靠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香港亚洲国际金融中心一哥的位置几十年内还无可动摇。
要说制度，在大英帝国曾有的72个海外属地里，香港长期处于无自治权无议会的状态，。经过百多年赤裸裸的，直至二战后才开始怀柔，，但英国担心选出的议会亲中，而中国也反对分化操作，最后降格处理弄成市容管理的市政局。，港英政府方才认识到统治的缺失，逐渐放松对香港的管制，至此，香港才开始有财政自由和汇率自由。等到1982年中英启动香港去留的谈判，英国开始大慷他人之慨，推行代议政制度，建立区议会，并在1991年进行立法局直选。追本溯源，日不落殖民者的所作所为，只可能是出自对自身统治地位和本身国家的种种利益考量，，或许对想讨个说法的草民能有些安慰，但对上位者是没什么意义的。价值取向可以不同，利益是谁都要的，可以想象，对于作为人口超过20万的殖民地中，最晚离开英国统治的香港，英国政府把之前近60次挫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得失智谋策略肯定一股脑都用上了，守株待兔以观后效。
在回归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怎么发展都是英国人说了算，而香港各阶层只有听命的份。政府的上层是殖民者的代表和本地士绅，下层则是背景复杂盘根错节的利益群体，包括基层官员、商人、行会、警察、乡绅、还有各种社团组织，即所谓“官商乡黑”。上层受命于英国，建立和实施殖民地的各种制度，下层则听命行事按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办事。英国和很多王霸气的老板一样，只要结果，不论过程，只讲大局，不论小节，说到底就是觉得无关痛痒无所谓。，实际上可能没那么夸张，不过《追龙》、《雷洛传》所说的四大华探长的事情，受港产片连篇累牍而名扬海内的四大社团，基本都是真实情况。虽然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后，制度逐渐清明起来，英国的管理方式也有了很多调整，但总体架构和组成其实变化不大，权力和财富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始终而且越来越集中在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中。
在经济层面，从殖民时代开始，英国对香港包括金融市场在内总体是放任自流，落实到具体，法不禁止皆可为。舶来的主义和资本，南来的金银、北往的货物，还有于四方汇集于此聪明的天涯沦落人，资本主义在这片土壤上用最原始的方式肆意生长，这个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自由深水港在来往中国内地东亚转口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和第一桶金，加上二战后蓬勃的造船海运以及上世纪70年代壮大起来的金融服务业，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人均GDP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飞速发展，资本又不受约束，利益集团的垄断就是必然，占领了上下游之后，接下来就是横向发展，港口商场摩天大楼、宽带餐饮电力公司、直到随处可见的高中低端超市，“李家城”之谓一点也不夸张。我一直臆测香港的各大商场和办公楼之所以常年空调打到十五六度，在潮湿的雨季简直要冻死人，不完全是因为照顾穿着笔挺整套西服的上班族，更是因为电力公司是东家开的，我等为鱼肉，一鱼多吃嘛，这背后的恶让人不寒而栗。地产行业自带杠杆是垄断资本的最爱，不说什么六大家族、新界王这些食物链最顶端的大鳄，许多三四线富豪在香港也囤地不少，动辄在手上都压了二三十年，现在香港在开发的地块有不少都是上几代人的遗泽。
无拘无束的垄断资本不仅推高了地产物业和资产的价格，也大大抬高了香港普通居民工作生活经商的成本，贫富差距始终伴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过去的七八十年愈演愈烈，熟悉的故事不再冗述。前一段时间跟着好奇心去看新建发售的西半山豪宅，山顶的尾街，宁静无人隔绝尘嚣，直连着通向郁绿山峰的小道，200平米仅售1.5亿港币的顶级公寓，前看海后望山，风水绝伦，紧邻的地块都是这个家族那个家族的恒产，别说贫穷限制了想象，看看同区域尺价20-100万港币的独栋别墅，对于买得起的土豪来讲，他们会说“价钱公道”。而举世著名的香港笼屋就集中在隔海据此地只有10多公里的深水埗，在那里看，天堂其实不远，只差1个小目标而已。笼屋是由殖民地时代就存在的木屋聚集区发展而来，随着香港崛起，木屋的居民在上世纪60年代猛增到80万，在山区的木屋居民，每500人用一公共自来水管，100人共享一个木盖粪坑，人均居住面积仅一平米，其状凄惨。虽然香港很早就开始推行公屋制度，但真正开始对笼屋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的《床位寓所条例》倒是在回归后的1998年正式实施的，这也耐人寻味。如今在香港大约还有20万笼屋住客，香港不能算是高福利社会，失业的综援金根据每个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每个月也就2500至6000港币不等，不说正常公寓，类似内地合租房的劏房至少3500-10000港币一个月，而一个笼屋这种底部资产的月租也要2000-3000港币，所以“一旦失业就要去住笼屋”倒真未必是一句玩笑。
笼屋对豪宅只是香港社会两极的一个缩影，殖民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各种思想和势力掺杂，不到两百年里在香港交织出一片色彩斑斓的奇景：虽狭小弯窄大起大落却高速便捷始终畅通的道路，鳞次栉比霓虹交错或门可罗雀或人潮汹涌的名牌商铺，满街琳琅价高质优无食品安全之虞的各国食肆，每逢三五傍晚聚集酒吧西装革履普粤洋混讲貌似永远在谈论工作的白黄褐黑各色白领，周末铜锣湾记利佐治街（Great George Street）两边扩音喇叭摆开阵仗互相攻喧却从无暴力行为的正反摊位，周日在公众场所成群结队无处可去随处憩息做六休一同样工作满七年却永远拿不到永久居民身份的菲佣群体，在民主公平法制大旗下连任三十年新界乡议会主席还交班下一代的，回归廿年具终审裁判权的高级法官绝大多数仍是外籍人士的司法体系，既有世界top1房价也有世界top5郊野公园面积且75%属于未开发状态的地产生态，节假日里放弃休息为了多赚800块而匆忙加入巡游队伍顺着轩尼诗道吹打呼喊一路走到西环却没有清晰诉求的标语旗帜。香港很高效，香港人真的很匆忙，投行大佬地产中介快递小哥出租司机一分钟几十万上下，不给自己干也要给地产商干，都没有时间可以白白浪费，香港人拜金不拜权，妈妈可以带着闺女去华人置业门口等大刘求收留照顾，特区行政长官不可以跟安检打招呼送行李给女儿更不得把公务出差的里程积分记在个人账户上。
，也许香港这二十年真的过得磕磕碰碰有点不顺，，内地既给钱又给人连蔬菜猪肉都特供，金融危机帮忙托市，自由行拉动消费，内地更没问香港伸过手，驻港部队也不拿香港一针一线。总体而言，港人治港的设定比港英政府真是高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过香港的精英们在此之前确也没有类似的治理经验，家族企业集团也好、跨国公司也好、政府某个部门也好，跟管理这历史曲折背景错综750万人口的栖息生长之地不可同日而语。从听令的执行者到规划战略发令的指挥者，中间需要不少历练，把一个经济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来做训练营，成本很高，而香港人期望本不低又优越惯了几十年，更不会给太多的时间和耐心。又何况垄断资本地产霸权的根早已深埋多年，若去指望利益集团改弦易辙以苍生为己任，而不是见缝插针地往自己腰包里拿，恐怕很难。倒是“，五十年不变”常被利益集团用作是“什么都不能变”的保护伞，是以富者越富，贫者恒贫。试想当今世界的变化和革新之快目不暇接，创新经济和各种幺蛾子也层出不穷，又有哪一个政府和社会能够不随着去学习去调整去适应呢？
对比新加坡，两者人口相差不到200万，土地面积香港大了不少，1997年香港GDP比新加坡还高一大截，而现在两者则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人均GDP新加坡已经超过香港五分之一左右。另外，新加坡在卫生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也是世界先进，居民普遍的幸福指数高于香港不少。要说香港的先天条件比新加坡好太多了，背靠中国，本身资本原始的积累也很悠久深厚，而新加坡在当初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时候基本是一无所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要详细分析的话，原因太多，社会的开放、人才的流动、产业的起伏、国际环境的变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政府和领导者，不去说新加坡资本主义统治如何如何，但政府的战略政策是以长期国际视野来制定，在行动中验证有效且不断根据新变化来调整。在我看来，可能香港最需要的是真正有心也有力去改变经济现状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政府，而不是什么倒映着虹彩含着空气飘飘荡荡一破碎便消散的肥皂泡。
香港永久居民750万左右，人均GDP4万5千多美元，是全球第17富裕的地区，这个都市消灭贫困其实是完全可实现的。诚然，今时今日的香港，问题很多，但道路也很多，平衡好垄断资本、既得利益者以及相对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或许政府能够引导过度集中的资本和财富去内地或其他市场，留出一定的空间给来有效降低生活教育工作经营的成本，重新激活香港的产业经济，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最基本的福利和教育，使得板结僵化的上升通道能够有效运作起来，实现阶层流动的有序和可持续。要做到这些，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是必须的，在这当中，中国内地的庞大市场和各种支持是最靠谱的，毕竟，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要说世界上谁不是在等着看笑话而是希望香港能够更加成功，恐怕除了这一国的也没别的谁了。从过去单纯的商品由香港转口来往内地，到如今更多的内地企业和资本通过香港出海，，也只有更多互相了解和信任才能真正地帮助香港，，香港也注定离不开。
开车在香港的道路上，必须时时盯着路牌，因为路窄且分岔多，一不小心就可能错过路口。驰在干诺道中，经常会看到写着“All Destin.. 所有目的地”的标志，想想会觉得很好笑，哪有一条路是能去到所有目的地的呢？但细细品味，又似有所得，可能“所有目的地”是在默默地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吧，把车发动起来驶出巢臼，哪怕漆有点花了空调也不灵了，发动机应该还好着呢，踩下油门，尽力开吧，只要一直在前进的路上，终将抵达。
*如觉本文尚可，烦请扫码关注，多多转发，感激不尽！*
*港漂数年，居不过300，食不过两餐，垂怜惠赐，得之我幸，却之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