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号：传奇张迷

过了深圳福田海关，我一路疾走，步入香港的地铁。车子缓缓启动，看着窗外郁郁苍苍的树木，新界区散落在四处的房子，我轻轻的舒了一口气。香港，我来了。

我已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到东方之珠，每次启程，心中都会荡漾着喜悦的波浪。那是一片法治传统悠久的土地，相对于“人治”社会，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比起杭州、北京等地方，香港的历史实在短暂，但从它成为殖民地的那天起计算，已跨越了三个世纪。香港在漫长的时光中经历了太多起伏的波澜，在岁月的风云中俯瞰着朝代更迭和世事变迁。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返回了上海，先是入读圣约翰大学，接着辍学，最后卖文为生。这位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旷世天才，身上延续着李鸿章的血脉。她一出手就是顶峰之作，著名的中篇小说《倾城之恋》以香港为主要背景，她的生花妙笔描摹了乱世中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香港浅水湾酒店在她的文字中得到永生。

我每次去香港大学都是带着朝圣的心情，从福田海关到那里要换好几次地铁，但这条路线我早已滚瓜烂熟。到了“香港大学”这站后，沿着指示牌的方向，我在人流中快步前行，墙壁两侧是香港大学校史上一些杰出的校友和重要建筑物的照片。张爱玲静静的靠在墙上，不苟言笑的落寞神情，睥睨一切的姿态，在时空中定格成了永恒。我随着人群进入一部电梯，很快就到了香港大学校园。这是一座迷宫一样的象牙塔，建筑物沿着起伏的山势铺展开来。校园的面积并不大，很多大楼在岁月风霜雨雪的侵蚀下，已露出斑驳的痕迹，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除了在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外，其他大多数高校都属于袖珍型。与北大、清华相比，香港大学的面积并不大，但它凭海临风，遥望波光粼粼的维多利亚港湾，其傲人的学术成就一点都不逊色于内地任何高校。我天生是路盲，方向感很差。每次来这里都要不停的问路，才能找到想去的地方。

学生餐厅外是引人注目的“国殇之柱”，那段血写的历史在不少大陆人的记忆中已渐渐模糊，但港人却年复一年的用自己的方式祭奠着刻骨铭心的国难。罗大佑的《历史的伤口》唱出了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理想，歌声中回荡着对逝者的深切缅怀之情。

穿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我来到了梅堂。它以前是学生宿舍，张爱玲曾居住于此。我沿着房子的外围慢慢的走了一圈，想象着当年那个高高瘦瘦，性格古怪的女子出没于校园时的情景。二战的炮火蔓延到了香港大学，她冷冷的打量着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回到上海后发表了劫后余生的《烬余录》。这篇文章完全不像是一个涉世未深女子写出来的，荒凉的笔调仿佛在叙述回忆录，描绘了一位老者平生所有的荣辱沉浮。

1952年，张爱玲决定离开大陆，和姑姑从此不再联系，以免给亲人留下后患。当时国内的时局并没有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向来不屑于时代潮流的她敏锐的看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没过几年，“反右”、。她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先知先觉，在海外冷冷的看着乌托邦惊悚片剧情的变幻莫测。

素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美誉的陈寅恪先生曾在香港大学任教，学校还为此举办过欢迎会。，他拒绝了敌人送的面粉。1949年，他选择留在了大陆。1964年，他在人生的晚年之际写下了《赠瞿兑之四首》：“三世交亲并幸存，海天愁思各销魂。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1969年，，陈寅恪先生与世长辞，当年在香港大学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光已成了遥远的回忆。没人知道他在临终之前，是否想回薄扶林道边的校园看看，那里一直高歌着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在香港大学的校园里，不停的回望着那些早已远去的背影。想起这所学校近年来在风口浪尖的种种争议，我默然无语，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真正的模样。古老的辉煌从未谢幕，新的历史一直在书写，陆佑堂边回荡着Beyond的《光辉岁月》和《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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