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偏僻的山村，孤陋寡闻，第一次认识钟，是我九岁上学的时候。教室（祠堂上厅）后面墙上挂着一个大座钟，几乎所有的人都叫它为“时辰钟”，那是我村唯一的计时工具。它在整点时会自动报时，几点就敲几下。那声音清脆圆润，悦耳动听，余音袅袅。还有钟摆整天嘀嗒嘀嗒地来回摆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那时，人们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连学校也没有很严格的作息时间。村民们平时都是看日影的变化或凭以往的经验掌握时间，安排活计。只有需要明确时辰的时候，比如生了小孩、出殡等，他们才会到学校来看钟点。时间长了，座钟走时会产生偏差，我父亲说，这就需要用日晷纠正。我村有个风水先生（堪舆师）会操作日晷。据说操作比较麻烦，要根据节令和日影的长短等要素来决定。
后来，我同明堂有一位转业军人，带回来一只圆形的闹钟。因它会打铃，我们感到很新奇，经常去他家看看，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几乎半村的人，如果需要准确时间，都上他家来核实。
后来小学又买了了一个闹钟，放假的时候，老师就把它交给我保管。这下，我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我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赏，更可以把它捧在手里摩挲把玩。看秒针一圈圈周而复始地走动，看分针蜗牛似地挪动；一天给它上几次发条，不断地让它打铃；常常把它贴在耳边，听它沙沙沙走动的声音。在那时，这声音，胜过优美的乐曲。不仅如此，在看够了它的外表，听腻了它的铃声和走动的声音后，总想知道它走动和打铃的奥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螺丝刀拧松了螺钉，打开了外壳。觉得还不过瘾，又卸下了齿轮。好奇心得到满足的代价是，闹钟无法复原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后，慌忙把外壳装回去，假装不知，整天提心吊胆的，怕它无法修理，怕要赔偿而又无力赔偿，怕严厉的父亲责打。每时每刻，有事没事，这件事总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事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结果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一是没有受到责打，只是说，要吸取教训，不能乱拆；二是容易修理，父亲叫那位家有闹钟的转业军人轻松地恢复。后来据说父亲不责打我的理由是：说我有点探索精神，与他小时候一样。无论如何，总算过了这一关。
后来，计时用的主要工具是手表了。最早有关“手表”的概念，来自于我大伯的一则“笑话”：我大伯在解放前任本县“常备队”的班长时，曾拥有过一只在当时看来的稀世珍宝——手表（牌子不明）。他常戴着手表炫耀。有次，有人问他：“现在几点了？”他答道：“十三点一刻。”这在今天看来，没有错，但那时，大家对时间的概念不甚了了。不知道“十三点”和“一刻”是多少。一致认为我的大伯戴着手表而又不认识时间，于是就被传为笑话。
手表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家庭的三大件之一，也是当时人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目标之一。姑娘们嫁人，如果能争取到手表作为聘礼，那是非常风光的事。那时，手表是稀有贵重物品，戴手表不仅掌握时间方便，而且也是吃皇粮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高贵身份的象征。我们连看一眼手表都觉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般的农村老百姓是无缘消受的。
一九七七年末，我参加中考，为了掌握时间，在大姐夫处借来了一只“红旗牌”手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日夜摩挲不已。白天，别人投来羡慕的眼光，感觉好极了；尤其在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把它放在枕头边，聆听那沙沙沙的声音，是一种绝妙的享受。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中考的结束，手表也物归原主了。那时真有一种失落感。
那时“上海牌”手表是国产名牌，要125元一只，相当于民办教师五个多月的工资，最便宜且实用的是“钟山牌”手表，三十元（防震的要40元）一只，但很难买得到。一九七八年，我二弟去江西做工，通过关系，给我买来了一只“钟山牌”表，终于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手表了，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在带来掌握时间方便的同时，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时手表还未普及，怕引起人家的妒忌和议论，我还不敢戴在手腕上，而是把它戴在手臂上。被发现后，好几个学生还特意赶到我家，硬是要看一看才罢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手表最流行的时期，不管男女老幼，不管认不认得时间，几乎人人都戴手表，手表成了一种装饰，一种时髦特征，一种心理享受，正如现在的人们戴项链耳环戒指的那种感觉一样。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上电脑、手机、石英钟等的普及，现在的座钟也只是作为一种摆设了，失去了它实用的价值；闹钟更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戴手表，大多也是电子表。还有部分权贵和富翁，以拥有名表作为身份的象征。把手表当作时间的工具，作为一种潮流，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