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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民族乐队的排位和音场问题

2021-07-03 09: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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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乃忠  著

一个超过50人的现代的大型中国民族乐团如何合理地摆放在舞台上?这是一个几乎永远也不可能讨论出一个统一的意见,但又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谁也不会否认,现代大型的中国民族乐团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了现代西洋交响乐的影响并吸取过它们的经验,那么我们来首先回顾一下交响乐团的排位问题也许是有益的。


时至今日,西洋交响乐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排位法。我们只能先就目前多数乐团的排法来探讨。一种排位法为第一小提琴和中提琴分列于舞台前方的左右两方,第二小提琴在第一小提琴后,大提琴在中提琴后。而低音提琴在全乐队的最右方。这种排法的特点是弦乐的高音至低音基本上是自左至右有序地排开,相互间的衔接会很好。说“基本上”是因为这种排法时大提琴通常都会有一个或两个谱台会排在乐团的正中,所以在音场上自左至右的高低顺序是略有不妥的。事实上也有乐团把中提琴和大提琴的位置互换,这样以弦乐组的音场来说似乎是完美了。但是由于如果大提琴是放于右方的话它们的面板会朝左而非前,而大提琴的声音中有非常丰富的高音区的泛音,这种高音区的泛音的传播由于它频率高,波长短,它们的绕射能力是很差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有着很强的方向性。所以大提琴如果面板没有朝前的,那么它们的那种男性的阳刚的音色就会被“吃”掉,在大提琴声部担任中高音旋律时效果也就差了很多。虽然上面所说的这两种弦乐器的排位法在今日几乎成为主流,但是另一种“古典”的弦乐队排位法仍有人使用,这种排位法是,除了第一提琴外,这种“古典”的排位和今天的“主流”的排位几乎完全大异其趣。这里面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都在乐队的右方,也就是说它们的面板都是朝舞台后方的,依照我前面的说法,它们的音色会比较暗一些。但是在乐队中中音提琴的角色是一个无须“凤头”的调合角色,略为没有特性的音色是刚好符合角色的要求的。而第二提琴也是因为如此,它的音色和第一提琴略有区别,至于如此的区别是优点还是缺点,那就要看作品的需要和指挥家的爱好了。如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的末乐章中由第一提琴和第二提琴轮流交替的演奏一条旋律的旋律音,意图造成一种被扭曲和心如刀割的效果,如用“主流”排位法,这种效果就基本上被淹没了,因为要分辨出前后排列的第一提琴和第二提琴是很困难的。而“古典”排法由于第一提琴、第二提琴分别在乐团的左右,同时第一提琴和第二提琴的音色又略有不同,这种效果就会突出了。在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交响乐的第一乐章中第一提琴和第二提琴轮流演奏同一旋律,“古典”的排法也就会让听众可以清楚地听到轮奏的效果。像过去的NBC交响乐团,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彼得堡乐团在一些音乐会和录音中,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新年音乐会和一些其他音乐会和录音中都会采用这种排位法。当然这样的排位法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以高低音乐器而言,最高的小提琴和最低的低音提琴都在一边,从弦乐组演奏和全奏和弦时融合感和立体感就会差了,这大概也就是这“古典”的排位法在今日不为大多数的乐团所采用的原因吧!


西洋交响乐团的木管乐器几乎都是一样的排法,而铜管乐就有很大的变化。今日大多数乐团的排位是,圆号在左后方,小号和长号及大号在右后方。这样的好处是铜管比较平均地排在最后方在和弦乐器及木管的平衡和融合上都是好的。而另一类的排法是,全部的铜管都放在右手边,而圆号放在小号和长号及大号的前方。这样的排法的好处是圆号和其他铜管和木管中的巴松管都是靠近的,所以如果演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时由于他们很喜欢用“交置法”安排铜管的和弦,这种把铜管集中的排列就铜管组的和声来说就会比前一种的排法好。再有,如果在圆号视为木管组的低音时圆号与巴松的融合也会更好一些。有一些作曲家把大号视为“第五圆号”,在如此的配器时这排法也比前述的排法好。但是这种排法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铜管全部在右方,听起来会有右重左轻的感觉。如果说到打击乐组,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了。上述各例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排列方法是没有缺点的,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作家和作品的。


在西洋交响乐团中尽管有多种排列方法,但是把弦乐组放在乐团的最前位置,和第一小提琴放在乐队的左方则是永远都一致的。但是由于西洋乐团的发展是以弦乐器为主的,弦乐器是乐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乐器,事实上在早期的交响乐(如海顿)几乎是纯弦乐队的,而木管乐有的用一种,有的用两种,没有一定之规。所以“弦乐器是乐团的基础”,在西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未有专门指挥的时代都是由第一小提琴的首席来带领和指挥乐团,所以他在即使有了专门指挥的今天也是被定位成“乐团首席”,和位于乐团的左前方,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现代中国大型民族乐团中的情形是不是如此呢?一个现代中国的大型民族乐团的情况就比西洋交响乐团更为复杂了,这主要是它比西洋乐团多了一组弹拨乐器,乐器的种类比西洋交响乐团多很多,乐器的音色也丰富很多。丰富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音色组合的可能,但是同时也给乐队的排位带来了更多的困难,而给作曲家在配器时的机会和困难、给指挥在掌控乐队时带来的机会和困难也都是比西洋交响乐团要多。本文不谈作曲和指挥方面的问题,只就排位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在中国现代大型民族乐队的排位中最先遇到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么一大组弹拨乐器(在大一些的乐团中也许会多到20人)的问题了,而这里面首要的又是这一大组人的“定位”问题。在西洋乐团中“弦乐是乐队的基础”是没有疑问的,而在中国现代大型民族乐队中问题的回答就不尽相同了。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认为不尽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三种回答就对于乐团的排位问题产生了三种大的类别,现分述如下。


回答“是”的人(我支持这个主张)认为现代大型中国民族乐队是受到了西洋交响乐团的影响,而所谓交响乐团的“交响”二字的精髓即是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分工合作”的思想。如同一件精致的工业品,它是由设计师设计,工艺师完美之,然后交由工厂生产,而在生产时每一位工人所担负的只是千百个工序和部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此一部分中他却是最精的专家,最有效率的制作者,现代的文明即是由这种概念而来。一个现代的音乐作品也一定由作曲家创作,再由指挥家再创作指挥乐队演奏。每一位乐队演奏员都是自己乐器的专家,他们可以很好地表达作曲家的创作和指挥家的处理。作曲家要了解每一件乐器的性能,并充分发挥之,指挥家要能理解作曲家的意图,又要能够调动每一位乐队演奏员的性能,而乐队演奏员也要能完美地将指挥家的要求予以表达。在西方两百年来,作曲家、指挥家和乐队演奏员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交响乐文化。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各个领域都有中国的特点。但是再有特点,这“分工合作”的思想则一定是现代大企业的必然之途。我想对于一个现代大型中国民族乐队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在现代的分工合作的精神下演奏出在民间和传统音乐所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气魄、那种动态、那种幅度、那种变化恐怕就不需要现代大型中国民族乐队了。这么多人演奏两个小时的音乐会,是哪一组乐器可以长时间听下来而又不使人疲倦?是哪一组乐器可以充当乐团的“底色”呢?在西洋是弦乐,在中国恐怕也是一样非拉弦乐而不属。首先我们说“底色”者,一是要统一,二是要融合。中国的胡琴族在音色的统一上是不如西洋的提琴族的,尤其是高胡和其他胡琴音色相差较多。但是他们终究是一族。而试看弹拨乐组,琵琶是一种音色,柳琴尚可归入琵琶一族。阮是另外的一族,三弦又是另外一族。筝和箜篌音色相近,而扬琴是以击弦而发音,和其他的弹拨乐器都不相同。一个弹拨乐组中已经有五种以上各具特色的音色,那么如果以它来做“底色”是否是一件好的选择呢?再有,由于弹拨乐器是发音短促,但又有余音的。这两个特性在乐队中都是很难处理好的问题。至于吹管乐器也有笛子、笙、唢呐、管四种各不相同的音色,在西洋木管乐的和声都是个不太好处理的问题,在中国的管乐器就更难处理了。不过对这个管乐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争论,除了吹打乐,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以它来作为乐队的主体。


回答“不是”的人主要的论点大概是认为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古老和有历史的乐器,而且也是最富有中国特点的乐器。所以作为中国的现代大型民族乐队似乎要有别于西洋,而以弹拨乐为主体。事实上在中国也有过这样的实践。当然这样的乐团大都是十分有特色,但是也有它不少的局限。譬如在演奏曲目上的局限、在演奏风格上的局限和在表达能力上的局限。但是应该说这样有特点的乐团,也是应该有它的发展空间的。


回答“不尽然”的人大概还是承认拉弦乐器的主要地位,但是认为弹拨乐器的重要性也是该突出和重视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是很多的。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认为现代大型的中国民族乐队接受西洋交响乐团的两百多年的经验是无可厚非的事,他们又认为中国的乐队终究要突出自己的一些特色。基于这样的思路,他们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尝试,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自己持第一种主张,所以我在任职香港中乐团的期间推行了一种排位法,。这种排法在香港中乐团使用了多年。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的弦乐组中最主要的旋律乐器应该是二胡,而高胡在音色上和其他弦乐组的乐器音色的衔接并非理想,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高胡是一种很明亮和突出的旋律乐器,在弦乐器中会起主导作用。所以我保持了高胡在乐队的左前方的主要地位,而二胡与之相对在乐队的右前方,中胡在高胡之后,革胡在二胡之后,低革胡在乐队最右方。高胡和中胡定弦是相差一个八度,所以它们可能会经常演奏同一旋律,中胡在高胡后方加强了高胡的厚度。二胡在右方时,它的琴筒开口朝外,由此它的音量可以得以充分的发挥。革胡与中胡隔开扬琴而相对而坐彼此的呼应与融合也会好一些。这种排法中,琵琶在扬琴后一排坐开,每一位演奏者的乐器的面板都朝听众,其演奏的姿势状态一如平日的独奏者,无论在视觉和音色的角度都是有利的。柳琴放在琵琶的左方,柳琴音色接近琵琶而音域高。这样的做法一如西洋乐队中长笛和短笛的关系,而柳琴的面板也是朝听众,所以它的明亮的高音得以最好的角度传送。中阮在琵琶的右方,起到衔接与调和弹拨乐组甚至衔接与调和全乐队的作用。大阮放在革胡和低革胡间是因为大阮有不少机会是和该两声部奏同一乐谱的。三弦由于并非在乐队中经常使用,而且由于它的音色特殊而穿透力强,故放在乐队右后方的位置。古筝也由于使用的频率不高,而放在乐队的左侧中间位置,如乐队使用箜篌时,也可就近放在筝的旁边。吹管乐笙放在正中后方,它的演奏基本上可以让全乐队的人听到,并以它为保持音准的基础,笛子在左后方,唢呐在右后方,在乐队的后方排成一排。这种排位的优点是弦乐、弹拨乐、吹管乐基本上都是布满舞台,而由前至后。所以它的音场是相对的比较平均和丰满,各乐器之间比较融合,演奏一些有精密的配器安排的现代大型创作作品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例如由于二胡的琴筒开口方是正对听众固然有音色开扬音量较大的优点,但是二胡的音色也会显得比较粗糙,不够含蓄。在演奏一些要求风格性强的乐曲有时就会有缺失。琵琶的位置比较靠后,如果舞台上没有专门的平台的时候,琵琶的声音传播就会受到前方的扬琴和高胡二胡的阻挡,而且听众在视觉上也会看不到琵琶。作为中国最有特色的琵琶被淹没是十分遗憾的。筝的位置也靠后,在如果乐曲中有筝的独奏旋律时就会显得音量不足。另外,如果高胡的人数不足八人时乐队就会显得右重而左轻。故小型的民族乐团大概不适用如此排法。


有一些乐队是把琵琶放在乐队的左前方,一如西洋乐队的第一小提琴的位置。这样排列法的思维基础相信是出于如前所述的第二种想法。它的确是突出了琵琶的作用,琵琶不但位于乐队中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它的面板呈四十五度角斜朝前方,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发声传播角度。而且柳琴在琵琶的后方,中阮在琵琶的左方,再左是大阮,扬琴和筝在琵琶的右方。这样以琵琶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弹拨乐组。在乐队的右前方是高胡,再右是二胡,高胡和二胡的后方是中胡和革胡,而低革胡在乐队的最右方。这样也形成了一组以高胡为中心的集中的拉弦乐组。管乐器排在乐队后方,也是相对的集中自成一组。这样的排列法三组乐器各自集中,音色的区分清晰明快,而且琵琶为首的弹拨乐组在乐队中占主导,演奏一些风格性强,尤其是使用弹拨乐较多的乐曲会有很好的效果。当然这种排位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它的优点和缺点是出于同一根源,它三组乐器区分明快,但是相互的融合就会差了。另外在一些现代的创作乐曲中如果琵琶使用的频率较低,那么处于乐团首席地位的琵琶就会经常处于休息的状态。又如果配器中有较大段落的纯弦乐或纯弹拨乐部分时,乐队的重心就会左右摇摆。拉弦乐的低音部的革胡和低革胡在最右,而弹拨乐的低音部的中阮和大阮在最左方,在此两部分齐奏时彼此的配合与融合就会有缺失。


也有相当多的乐团采用下列排位法: 高胡在乐队的左前方,二胡在它的更左方,,位于扬琴之后。琵琶位于乐队右前方,与高胡左右相对。中阮和大阮在琵琶的更右方,革胡在琵琶之后方,低革胡在乐队的最右。笙、笛子、唢呐和管子的排法基本上和第一类的排法差不多。这种排位法对拉弦组和弹拨组是一视同仁(当然似乎还是视拉弦组更重一些),琵琶被排在与高胡可分庭抗礼的地位。它的优点是弹拨乐器组比较集中,而中阮和大阮又和革胡、低革胡邻近,无疑对弹拨乐组的演奏和声场的集中是十分有利的。而拉弦乐组的左右两方面由于有中胡居中衔接,似乎对弹拨乐形成一个包围之势,也是有利于拉弦组和弹拨组的融合。,对付现代的创作和传统性、风格性较强的乐曲都能有较好的演出,这大概也就是它为一般较多的乐队所接受和广为采用的原因吧!当然也有它的缺点,首先是琵琶虽然是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但是琵琶的发音由于它基本上是那厚厚的不发声的背板对着听众,所以琵琶的声音中那清脆的高音和颗粒就会打不少折扣。柳琴也有类似的问题。,它虽然是在中国民族乐器中非常有特点和代表的乐器,但是它在乐队合奏中的使用频率实在是并不高的,几乎大部分时间演奏者会在休息,视觉上的问题还是其次,由于它和扬琴的占地都很大,乐团被由中分开对于声场是会有相当的影响。二胡这种在中国民族乐队中非常重要的和人数最多的一组被放在乐队的最左方,而它的使用频率可说是乐队中最高的,不少时还会有它的独奏段落。放在这样的位置在视觉和声场上都是不太有利的。


以上所说的三种排位方法都会有它的衍生变形,可说千变万化。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排位是万能的、没有缺点的。可它们的缺点也往往就是它们的特点和擅长。没有一种排位法可以适应作曲家的各种风格和多姿多彩的传统及民间音乐形式。也没有一种排位法可以满足不同指挥家心中对乐队音场的想象。我虽然也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案。西洋的交响乐团有了三百多年的经验积累,至今也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完满的排位法。像维也纳爱乐乐团那样传统悠久的乐团在不同的指挥如彪姆、卡拉扬、克莱巴、穆蒂等的指挥下,在不同的音乐会和作品的要求如演奏古典、浪漫、通俗、现代等音乐时都会采用不同的排位法,就我所看到的就已有最少五种不同的排法。那么我们的各大中国民族乐团是否也可采用不同的排位法以适应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的演出?是否也给予不同的指挥家以更大的对排位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呢?对于作曲家来说在创作中除了要熟知中国民族乐队中各种乐器的性能给予发挥外,是否也应该对你自己的作品的理想排位和音场有所想象呢?对于一个乐团中的演奏员来说是否也要能够主动配合作品及指挥的要求,在各种不同的排位时都可以和周围的乐器良好地配合并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呢?我想作曲家、指挥家和乐团演奏员恐怕都要对乐团的排位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对乐队排位和乐队的音场对乐团的整体表现的影响有所认识,只有在各方的重视和共同的努力下这个问题才会有所改进。当然如前所说过的一样,这个问题是永远也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的,正如对作曲方法的讨论一样。但是一次次的作曲研讨会还不是照样在开吗?所以我想不断地对现代大型中国民族乐队的排位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绝对是一件有益和重要的课题。

(本文为作者在2000年3月香港中乐团召开的“大型中乐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封面图片来源:

http://www.sohu.com/a/130704022_33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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