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都已经高居第三名，对它的风险因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随着肠道微生物研究的崛起，研究人员迅速地将一些特定的肠道微生物与其联系在了一起，例如大肠杆菌、脆弱拟杆菌、具核梭杆菌和厌氧消化链球菌等，它们能释放肠毒素、调节肿瘤微环境，刺激癌前息肉恶变等等。（《科学》：又见致癌肠道微生物！科学家揭示两种常见细菌或是结直肠癌发病的重要推手 | 科学大发现，顶级期刊发文，香港中文大学科学家发现肠道微生物导致结直肠癌的直接证据！ | 科学大发现）
不过这些研究还都仅限于在肠道中，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却想，如果它们出现在血液中，会不会也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呢？在不久前的《胃肠病学》（Gastroenterology）杂志中[1]，他们给出了答案：会的！而且还会增加很多！
血液中有细菌大家能想到什么？败血症？确实，临床上的研究表明，败血症与结直肠癌具有相关性[2]。不过败血症是比较严重的状况，通常来说，菌血症的发生更为普遍一些，这也是研究人员所关注的。
研究人员发现，菌血症将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了72%，他们还将风险落实到了具体的6种菌上，最少也能将结直肠癌的风险翻倍，多的更是能增加16倍！其中还包括新发现了2种和结直肠癌发生有关的肠道微生物——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和麻疹孪生球菌（Gemella morbillorum）。
一般来说，菌血症比较短暂，只是活的细菌进入了血液中，但是没有繁殖生长，可能被免疫系统清除掉，也可能随着血液到达了身体其他部位，导致后续出现脓毒症或心内膜炎和脑膜炎等，短暂而低水平的菌血症通常是没有症状的。
正因为没有症状所以可能并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但是根据研究人员的观察，结直肠癌发生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肠道屏障的破损，这就会让肠道微生物有机会进入血液中。所以无论是菌血症还是败血症，它们由肠道微生物诱发，并且与结直肠癌相关就都很合理了。
研究人员利用香港医院管理局组建的临床数据分析报告系统（CDARS）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数据库中筛选的13096名确诊过菌血症的成人患者与没有确诊过的相比，患结直肠癌的比例分别为1.69%和1.16%，风险增加了72%（风险比HR=1.72）！
这样子看来，菌血症的“后遗症”恐怕是不能小觑的。除了将菌血症作为整体进行了分析之外，研究人员还锁定了拟杆菌属、链球菌属、梭菌属、消化链球菌属、梭杆菌属、普雷沃氏菌属和颗粒链菌属这7个属，它们之中有不少“犯罪嫌疑人”。
将每一个属视为整体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结直肠癌的风险，不过一个属中包含好几种细菌，为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其中的联系，研究人员又继续深挖，将增加结直肠癌风险的罪名落到了确切的菌种上。
其中最“厉害”的要属一个名为腐败梭菌（Clostridium septicum）的细菌，由这种菌引起的菌血症患者日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是健康人的17.1倍（风险比HR=17.1）！其余的请大家看下图：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肠道微生物与非结直肠的癌症或者是非恶性肿瘤的胃肠道疾病都没有相关性，成为筛查的靶点还是很有希望的。
除了具体菌种的影响之外，估计“后遗症”会在何时发生也很重要，这对于日后的预防和筛查很有意义。经过统计，研究人员发现，志愿者们结直肠癌发生的时间基本都在被诊断出菌血症后的一年内，而且大多数都没有超出6个月。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结直肠癌在真正发生前都要经过息肉这个阶段，而这些微生物主要的生存位置就是结直肠。过去也有研究指出，解没食子酸链球菌和具核梭杆菌更容易定植且常驻在息肉区域[3,4]，一方面，它们能刺激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比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β和白介素-8等，塑造炎性微环境，促进息肉的恶变[5]；另一方面，这些细胞因子又能促进息肉区域的血管舒张，增强血管渗透性[6]，为肠道微生物“出逃”打开更多的门缝。
虽然研究人员指出，他们确诊菌血症是通过血培养细菌检测呈阳性的方式，而不是用PCR或测序这类敏感度更高的技术，可能会导致一些偏倚，这是研究的局限性所在，但他们表示，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大型的、系统性的对菌血症和结直肠癌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因此，他们提出，鉴于风险比高到这种程度，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如果菌血症患者所感染的细菌是与结直肠癌发生有关的，那么补做肠镜就很有必要了。假如不巧患者刚好有息肉就可以及时地切除，避免癌变，或者也可能发现早期的肿瘤，为降低结直肠癌的死亡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Kwong T N Y, Wang X, Nakatsu G,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Bacteremia from Specific Microbes and Subsequent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J]. Gastroenterology, 2018.
[2] Boleij A, van Gelder MM, Swinkels DW, et al. Clinical Importance of Streptococcus gallolyticus infection among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lin Infect Dis 2011;53:870-8.
[3] Abdulamir AS, Hafidh RR, Bakar FA. Molecular detection, quantification, and isolation of Streptococcus gallolyticus bacteria colonizing colorectal tumors: inflammation-driven potential of carcinogenesis via IL-1, COX-2, and IL-8. Mol Cancer 2010;9:249.
[4] Abed J, Emgard JE, Zamir G, et al. Fap2 Mediates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Enrichment by Binding to Tumor-Expressed GalGalNAc. Cell Host Microbe 2016;20:215-25.
[5] Biarc J, Nguyen IS, Pini A, et al. Carcinogenic properties of proteins with proinflammatory activity from Streptococcus infantarius (formerly S.bovis). Carcinogenesis 2004;25:1477-84.
[6] Norrby K. Interleukin-8 and de novo mammalian angiogenesis. Cell Prolif 1996;29:3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