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了一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评估的对象是41个参与国的4500~15000名15岁的学生，目的是评估各国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的总成绩排名第29名，刚好在俄罗斯之后，仅比葡萄牙领先一点。与之相反，芬兰、中国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则排名前四，超过30%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了三级水平。
由此可见中国香港2000年左右的教育水平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列，可在最近发布的一项评估中，中国中国香港仅仅排在全球第14位：
2017年9月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一项调查评估结果《全球教育未来指数》，在35个地区和国家中得分最高的是新西兰，而以教育素质闻名的芬兰、瑞士和新加坡则分别排名第三、四和五，中国香港仅排在第14位，低于第7的日本和第12的韩国。
仅仅过了14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教育落差？这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教育本身是个复杂度很高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中国香港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切入，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教育质量的直线下降！
01
经济结构
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香港就把60年代以来发展成功的轻型制造业向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转移。
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自8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产业外移趋势，但显然不如中国香港转移的如此彻底：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制造业在中国香港总产出中比重曾达到30%；80年代中期也保持在20%以上。但到了新世纪初的时候，制造业占比仅为5%，到了2010年则不足1.7%。
制造业作为高附加值产业，其规模的缩小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长能力的长期下滑。可问题是中国香港的四大经济支柱是金融业、贸易物流、旅游业和专业的工商服务业，而四个产业毫无例外都是服务业。
服务业分成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像教育、医疗、文化等都是生活性服务业，这类服务业的增长依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则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
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最紧密的就是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分工发展与产出增长，以及产业链向售后阶段的延伸，才引发了对金融、贸易和物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中国香港由于近20年来制造业明显萎缩，随之带来服务业的萎缩，最终让中国香港经济每况日下。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过早地脱离了实体经济而无法发挥服务业的优势那为何中国香港不学习内地往高科技领域发展呢？这就要涉及到当地的文化了。
重商文化
0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加工工业发展（制衣、玩具、电子为主），但这些主要行业靠的是聪明地将廉价及勤劳的人力与现成技术结合，并以灵活应对市场的能力打入国际市场。那个阶段也诞生了个别高科技企业，比如当今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行业的集成和封装设备供应商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
但总体上，中国香港在技术领域一直是跟随者和应用者。最终，在本地经济中成长为巨头的，除了金融、地产，就是与贸易和流通了。重商，才是中国香港骨子里的东西。
“经验”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完成一件熟悉的事情；但却会阻碍我们了解新的事物。“重商”文化带来了过去经济的腾飞，可它也阻碍了中国香港的经济转型。
投资者、本地大资本家和财团均不认为中国香港会在高科技等未来产业中有前景，他们认为中国香港是这样一个缺少研发传统的经济体，而这类研发项目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于是资本便选择走向中短线回报最好的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以及将大量资金投放到内地以及近来的东南亚、越南等地。
综上，中国香港的经济环境对科技型企业不是很友好，有这么一则新闻：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研究出了一种性能很好的微型显示器，然而中国香港的老板们对这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后这个教授只能把知识产权卖给了其他公司，最后应用在了google glass上面。
很多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或教授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后要么把技术卖给外国人，要么跑到深圳去创业。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很多年轻人觉得学习科学技术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因此，即使年轻人选择了创业，创业项目也大多还是集中在与居民生活、自由行游客等相关的餐饮、零售等行业。
总之，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中国香港的地位远没有政客，文人，医生和律师高。这一切都给中国香港的教育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03
教育现状
教育是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高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流向回报最高的行业当中。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香港最好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都集中到社会收入最高或最稳定的几个职业，它们是律师、医生、金融业从业员和政府公务员。
直到今天，还是可以看到，即便是地理系开的公共课，法律系和金融系的学生平均成绩也稳定地高出了其他人文或社会学科学生的成绩。即使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也不会选择进入高科技领域或自己创业，而是更多的选择政府、银行或国际大公司。
一方面是传统的经济结构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其他可能，一方面是金融、律师等领域的工作增长缓慢，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要想未来过得好就必须进入最好的几所大学。
可问题是，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而改革开放后，政府着手开始落实推行母语教学。一夜间，香港的中英双语学校的数量由400多所锐减至117所！没有哪个家长希望子女将来进大学后也无法适应大学生活？所以这些家长一窝蜂地报考中英双语学校。可双语学校只占所有公立学校的四分之一，那些运气不好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于是在“母语教学政策”的促使下，私人创办的学校和受政府资助的私校开始蓬勃发展。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家长，都会安排子女就读这些私校。一些以前只是二线名校的私立中学顿成抢手货，需求决定市场。由于上这些私立中学的学生太多，其中一些办学机构决定开设私立小学，规定只有上了私立小学才有资格上我们的私立中学。最终入学竞争推前至小学阶段。
这些私立小学和中学联合在一起推出了“一条龙”计划：
让小学毕业生能直接升上与其之合作的中学，免除小学升中学时必须转换学校或抽签的烦恼。
这个计划更使小学入学竞争趋向白热化，为了考入这些“一条龙”名校，家长们开始让子女在幼儿园时期参加兴趣班，参与各样比赛争取奖项，期望在小升初面试时脱颖而出，获得取录，这样之后的十二年就不愁没有双语学校读了。
但即使孩子进入了双语学校，好大学也就那么几个，想要进入这些学校就必须努力学习，考出高分。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一年上学九个月，却需要面对七次校内考试、总测验、公开试，另外还有各种突击模拟考试、两周一次的小测试和十多本练习册。
家长为了望子成龙，往往施加沉重的压力，单从成绩着眼，认为学习音乐或其他课外活动毫无意义，只催谷子女读书，誓要他们比耕牛更努力，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甚至成了妨碍子女发展的元凶，这也是最近增多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心态和社会风气下，哪怕一个学生知识丰富、多才多艺，只要考试不及格就被认为是失败，入读大学或香港演艺学院都被拒诸门外。在此制度下，大部份学生的学习经验都尝过多次失败，以致失去学习兴趣，所以很多中国香港学生的自我形象及自尊极低。
全球经济开始进入第四个工业革命时代，传统经济模式已逐渐被取代，加上科技的发展非常迅猛，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跨文化合作和以身作则的领导力，更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一旦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未能与时代并进，最终只会拖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
但目前似乎仍留恋于旧式课程及考核方式，所提供的纯学科知识，不能让学生享用一生，结果学生空有学历，而没有思考及解难能力。
除了太多的考试外，另外个令人担忧的教育问题就是“过份保护、急功近利和不劳而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校教学模式仍然保留体罚，老师也非常严厉，家长很愿意相信老师，很少因为孩子被体罚而投诉老师。
相比之下，现在的学生要幸福得多。他们都在老师和家长的呵护下成长，做错事也没有人会打他们手掌。如果犯错被老师罚留堂，恐怕家长们定会紧张地询问原因，并以孩子课外活动太多为由请求让孩子早点回家。
两者之间，那种人更有耐力面对长大后的挑战呢？
或许大家也曾听说过“师徒制”，师徒制就是小伙子想学一门手艺，四出找寻名师，拜师学艺。这情况在七十年代的香港很普遍，手工业和戏班都是其中的例子。起初师傅并不是传授什么，只是吩咐徒弟做些体力劳动，并且对徒弟非常严苛，动不动家法伺候。但后来这些徒弟都能够学有所成、自立门户。
没有体力的操练，没有刻苦的学习，没有刻板的反覆试炼，怎能练一身好功夫？忽略根基，希望一蹴而就，这正是现行教育方针失败原因之一。
其次，孩子长期于受保护之下成长，缺乏面对难题的应变力和适应力。孩子在学校这个社会缩影里受到保护，日子久了，他们就会认为这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说现实残酷，而是现今学校太过保护。
家长动不动就向校长投诉，往往得逞，老师的教学理念无法有效执行，孩子不但无法在老师教导下成长，他们甚至只会学到以投诉解决问题。在投诉过程中，孩子学到了什么？他们在投诉后，成绩就会名列前茅吗？品行就会来一个三级跳吗？他们的下一代就是在这种“投诉取胜”的文化下成长的。
这种文化下培养处的学生，喜欢把视野不断收窄，只凭感官反应去判断。一但遇到问题，他们只会用直觉和感性去理解，而不是用理性思维去寻找原因。
总结
04
谈到这里，你会发现中国香港从一个强调素质教育的环境变成格外强调应试教育的环境，很大的原因来社会经济结构太过传统迂腐，年轻人很难有摆脱阶层的机会。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考到名校，然后进入金融、银行、政府单位和律师等领域工作。
而这些名校大部分是英语环境的教学，因此家长们希望孩子能在中小学阶段就能进入双语学校就学。可中国香港的公立双语学校只有117所，这就导致这些家长不得不在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考试。
这个浓烈的应试教育文化导致孩子缺乏灵活性和适应力，无法适应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那些想要创办高科技企业的年轻人也会因为人才缺乏等各种原因离开这里。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