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芷渊
► 凤凰卫视高级记者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一九九六年七月，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在亚特兰大奥运中为夺得第一面奥运金牌，英国国歌奏响，港英殖民地旗帜徐徐升起。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记住这历史一幕，因为从下一届奥运开始，如果运动员夺金，升起的将是特区区旗，播放的将是中国国歌。于是我带着疑问牢牢记住了。
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对即将要回归一事一知半解。只知道突然有一段时间，身边很多同学不见了，后来听说他们跟爸爸妈妈移民了。
李丽珊夺金使我第一次发现，于我而言是那么的不同和重要，尽管当时我还不懂，骨子里有一种叫“本土意识”的东西正在酝酿当中，让我对这片土地有着不一样的归属感。
一年之后，回归。
那是一个雨夜，，家里的电视一直开着。那晚，维港上空烟花绽放，整个就像过节一样。
七月一日一觉醒来，港督府的英女王王冠徽号被拆除了，所有政府机构都改为悬挂中国国旗和区旗。再后来，钱币的样子变了，英女王寿辰假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特区成立纪念日、国庆日、佛诞等公众假期。
我就读的小学那几年在翻新重建，我们租用了另一座学校大楼。回归那年，我们开始学普通话。老师当时是这样讲的：
是个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其他城市不同，但她与内地其他城市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你们学的普通话课是个特别课程，和中、英、数等科目不同，但都是你们要学习的课程。
老师说，待学校大楼翻新完成我们就会搬回去，就像英殖民地租期到了，。
初中之后我们开始接触中国历史科，详读了鸦片战争和沦为英殖民地的来龙去脉，但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身份的迷思。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中学时几乎都有辩论过这样的题目：“我是人VS我是中国人”。
支持“我是人”的同学认为，一直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人就要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是中国人”的则反驳，“人”这种本土认同的前提是国家认同，就好像有些人说“我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前提是他们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在我们心中相互拉扯，国家队在比赛中胜出时，我们以身为中国人自豪，但当内地有一些负面新闻，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时，人的本土身份又会变得更强。
那个年代，“本土”不是敏感词，我们都视之为对的一种归属感、自豪感，更不知道什么叫“港独主张”。因为我们的身份本来就存在所谓的“二元认同”，也就是我既是人，也为中国人。
回归后特区政府大力推广德育及国民教育。在我读高中时，当时的教育统筹局举办《领袖生奖励计划：国情教育课程班》，透过选拔选出每团一百多名学生，到北京参观学习和与内地学生交流，了解内地在经济、、科技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为了让更多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当局设下一个规定，每团每间学校只能录取一名学生，于是身边的同学朋友对被选中参团的我们都羡慕不已。那时候，我们学习的国情内容深入全面，包括国家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学生和内地学生的交流开放坦诚，两地媒体的报道很积极正面，学习国情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
凡事诉诸血缘、地缘、历史渊源。长辈们经常说，以前的是一座经济城市，，。
只不过回归后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痛。庆过回归就爆发亚洲金融风暴，楼价暴跌；刚平静一些就遇上二零零三年的SARS，经济跌入谷底，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愁云惨雾……
本文作者凤凰卫视高级记者黄芷渊
SARS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经历了这一疫，却令人更为团结。
非典型于二零零二年在广东顺德首发，短时间内扩散到东南亚及全球多国。二零零三年的春天如约而至，然而事情并没有随着花儿萌芽变得美好，只有更差、更坏。
三月，SARS病毒快速在扩散，威尔斯亲王医院，淘大花园超过三百人患病，死神无情地夺走一个又一个生命。港府史无前例地把淘大花园E座隔离十天。
那一年我读中四，中五会考准备得如火如荼中。那段日子我们要戴口罩上学，老师每天早上在校门口为学生量体温，校园处处都是消毒洗手液。
因为疫情严重，学校让我们自行选择是否回校上课。来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少，四十人的班级试过只有三四人来上课。
整个就像打仗一样，坐车有人打个喷嚏，附近所有人都会闪开，学校陆续停课，医护人员相继染病甚至过世，世卫对发出旅游警告，社会经济全面萧条……谁也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我们这一代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崇尚个人主义，生于物质富裕的年代，原本根本无法体会七十年代“狮子山下”精神那种逆境自强、刻苦奋斗和所谓的本土集体意识。
但因为一场SARS，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新的反思。黑暗之中我们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失望之中我们看到人守望相助的价值；逆境之中我们看到这个文明社会的优秀素质。
尽管当时狮子山下不再只有贫民区，但狮子山下的精神仍常挂在我们嘴边。而我所说的挂在嘴边，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还包括在生活的少数族裔新一代，甚至在成长的内地新移民。如果要说本土意识，相信SARS时社会融合团结、共同奋斗的本土意识比什么时候都来得强。
SARS是一场磨炼，却让爱渗透在每一个角落，反观今天的社会沉浸在谩骂斗争文化之中，那段日子就像沙漠中的甘泉，滋养着人的心房。
过去数十年，的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繁盛期。但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令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逐渐减少，从前拥有的一些相对优势也渐失。加上当年SARS之后内地以CEPA（内地与港澳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观察者网注）及赴港自由行协助经济复苏，内地高消费族群纷纷赴港消费，人较内地人优越的感觉日渐消沉，排外心理不然而生，内地-“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随着内地赴港自由行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内地的民间“矛盾”也逐渐升温。
二零一二年一月，国际名店D&G阻止人在店外拍照，并称“如果是内地人就可以”。事件在引起极大回响，有网民发起万人集会，内地与骂战更一触即发。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了人因难以接受在本地受到歧视而激起的强烈本土意识。
再后来，从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到本土内地游客并称之为“蝗虫”，从反水货客的“光复行动”到针对内地游客的冲击行为，两地“矛盾”不断加剧。
以水货客问题为例，这原本涉及社会政策的问题，却成为内地-“矛盾”的根源。为了从多方面了解水货活动的影响，那几年我多次走访新界北区，采访水货客及当区居民。
记得有一次，，，，。
作为记者，我们总希望能尽可能地平衡两边的意见。我先走向内地人一边进行采访，，。
怎料我还没开口征求采访，：“大家不要接受她采访，我听到她刚刚用普通话采访对面的‘蝗虫’！她不是人！。
我用纯正的广东话回应道：“不好意思，你误会了！我是人，我是记者！，。正当我心里庆幸终于顺利完成採访之际，内地人一边又开始起哄。有人指着我说：“原来你是他们的人，怎么可以利用我们对你的信任！”
那一幕，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我至今历历在目。
今天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还是右，都爱说自己支持“本土”。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上还会有那么多争拗？“本土”的真正定义又是什么？
是一座移民城市，国共内战时还是广州文化的一部分，当时并没有所谓的“身份”。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婴儿潮”后在土生土长的一代成为社会人口主要结构主流。
经济腾飞，缔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神话，粤语流行文化优势掘起，社会福利普及化，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逐渐成形，本土的优越感也开始萌芽。
那时候，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内地的改革开放还处于初期，所以人的本土意识有两重意义，一是“比中国其他城市优越的特殊性”，另一层面则体现为“爱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思想与主张。
七十年代，专上学联每年都会举办“中国周”，并兴起以“反殖”和“认识祖国”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所以在那个年代，“本土”就是“中国的”。
回归后，、长于斯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本土”指的就是“”本身。
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球化，政府在九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基建，渐渐催生越来越多年轻人为保卫文化或集体回忆而发起的社会抗争，例如保护海港运动、保卫利东街行动、守护天星码头、反高铁保菜园村运动等等。这种围绕土地发展、旧区重建等的议题，触动着人的本土意识。
另一方面，人对于不熟悉的外来文化一般都会心存排斥，如果这种排斥感不妥善处理，无法融合就会导致分歧，甚至从纯粹的排斥变为对一切异见存有不信任与怨恨，从而走上偏激之路。内地赴港自由行开放后，，连串突显内地-“矛盾”的事件更加深了部分人“”的情绪。
二零一四年的政改风波，激发了持续近八十天的“占领行动”，走上街头的尽是九零后的稚嫩脸孔，他们有些人不再依规行事，要透过自己的行动去证明、去争取。一些年轻人的本土意识高涨，。
随后的几年，一股变质的“本土”势力浮现，“伞后”纷纷成立，一些打着“本土”旗号的，不仅仅针对内地人，甚至以外来族群或异见者为“敌人”，港独、自决、自治的意识在政经及社会议题上发酵。
《我们是真本土》论坛及新书发布会，左一为本文作者
“本土派”的出现不足为奇，可是现在不少人将之与“港独派”混为一谈，我觉得这并不恰当。
近年，我一直为一个社区网络平台撰写小文，介绍一些怀旧老店、一些历史古迹、一些感人故事。穿梭在不同地区大街小巷，倾听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诉说他们的故事，我诧异这座城市有太多的多元性。
有一次一位老奶奶问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你会对这些老店、老人、老故事感兴趣？”
我说：“时代变迁，很多老店逐渐被淘汰，有些行业渐渐式微，我希望在它们消失前，用我的文字留下一个印记，写下一段见证。”
老奶奶回应道： “这些是本土的价值，你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啊！”
“真本土”，我顿时感觉这个身分有点沉重。
也许，一些标榜“本土”的“港独派”人士，，强调“人不是中国人”，。但真正“本土派”主张的是保护的文化风貌、维护的核心价值、推动宣扬的传统价值观念，，深知是隶属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他们没有分离意识的倾向，甚至强烈反对港独。
我们常说的“本土主义”，英文叫Localism，原本只是相对全球主义（Globalization）下的在地认同。这种“本土意识”与“国民意识”本该和平共处，唯独当“本土意识”发展成鼓吹自治运动时，变质的“本土”则成为与“国民意识”对立的碰撞。
我是在国民身份迷失中成长的一代。
在全球化过程中，每个城市都需要重新定位，不例外，人更不例外。我们在相互排斥、争拗、怨恨的时候，能否停一停、想一想，我们崇尚的真“本土”到底是什么？
别忘了，真正的国民身份认同，除了有对国家的认识，更重要的还有我们本土的核心价值认同，包括狮子山下的“精神”。面对众多挑战和变幻莫测的未来，但愿人仍能“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大公报》刊文，认为“真本土是建设非破坏”，《我们是真本土》一书揭示了对立的“假本土”
*本文原载于《我们是真本土》一书，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刊发，部分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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