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香港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

相信大家都对这两首歌耳熟能详，这是两首被打上深深历史烙印，推出时间几乎相同（只隔3年），并风靡当年深港两地乃至全中国的歌曲——它们分别讲述了一河之隔的两座城市迥异，甚至令人唏嘘的历史变迁。 

1994年《春天的故事》的背景是1992年小平南巡，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渔村发展从此进入快车道——当年GDP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深圳2015年正式超越香港。

而1991年的《东方之珠》的背景则是在香港6年后将回归中国的大背景下对香港未来与前途的思考。

歌词中的忧虑，多年后竟一语成谶：“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今天的香港，明显被“卡”住了。 

纵观香港1961-2016年，这几十年的GDP增速，这艘巨轮从当年总则接近20%的年增速，如今跌落在2%-3%左右徘徊。

如果我们把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放在一起对比，这种沉没的落差感将更加凸出。

16年前，香港的GDP总量是深圳的7倍，但今天，深圳几乎逼平香港。

甚至，如果深圳延续高增幅，2017年末，深圳经济总量将大概率超过香港。对此，有些专家提出，未来香港将沦为“环深城市”。

当年创造出亚洲神话、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究竟是怎么了？香港因何而落？

漫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香港之所以崛起，正是借力于自上世纪60年代始的三次国际产业转移。

每次产业结构升级中，香港都恰当地抓住了机遇，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产业，最后到劳动、资本密集与技术型产业，完美地实现了产业升级的过程。 

而香港今日之落寞，首先是因为历史不能重演，当年的地理优势、制度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的丧失。

当年的香港，在中国内地被西方封锁隔绝的情况下，作为唯一的港口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一点优势，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弱化。

制度优势犹存，然而过度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若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未必有利于经济发展。当年适宜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也随着各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而消失。

更重要的是，香港自己错过了太多机会。

千禧年交接，在制造业、转口贸易出现转移倾向之时，香港也曾提出若干个转型计划，要发展互联网科技，还拟定“数码港”计划，然而，互联网没做起来，数码港被搞成了房地产开发。

香港还想搞科研体系，提出“中药港”计划。因为香港既有积淀深厚的科研体系，还有庞大的生物科研人员，最重要的还有全世界都认可的质检体系。这就是产学研一体啊，多好的条件。但是，再次因为资本的短视，又没搞起来。

那么，在时代发展的大势中，香港错过了互联网、错过了现代科技，都在忙什么呢？

在深圳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进行科技研发时，香港经济却在脱实向虚，掉头转向“金融业、地产业、服务业”。

把资本炒到天上，把房子炒成天价。所谓的自由金融贸易港，带来了大量的热钱过境，这些资本热钱把经济炒成了虚胖。

如今，香港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连零头都够不上，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至目前的3%，香港的经济几乎全部是依靠于第三产业，而最重要支柱就为房地产业。

香港是土地财政的典型。其财政收入的约40 % -50 % 来自土地，如土地预付款、房产开发商上缴的税收及房产税。香港中心商业区写字楼租金超过了伦敦、东京，位居全球之首，就像是向农民征税权利的封建领主。

然而，房地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却是少之又少，地产与建筑业每年的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不到10%。

也就是说，房地产生产了不到10%的GDP，却拿走了国民总收入的30%以上。

这中间的差额去哪了？

一部分以土地收入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财政，另一部分则以财富重新分配的方式从大部分无房香港人转移到了房地产商、有房阶层的手中。

香港的房地产富豪们，牢牢控制了整个香港的政治体制。香港富豪们与港民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地主与佃农，而官员无非是大亨们的打手而已。

在如此畸形的房地产结构下，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无比沉重，高房价如同一套枷锁，牢牢地捆绑住了他们的生活与希望。

时至今日，香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而民生问题的死结，就是住房问题。

2017年，香港连续7年成为楼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一家人需要不吃不喝18年，才能存够钱付买房首付。 

香港租金指数也在10年内上涨了88.6%，家庭每月收入息中位数仅上涨了52.4%，远不及租金涨幅。

内地人说没房，至少在老家还有房子，说不定还是独门独院。香港人说没房是真的没房。

香港的房屋分为两种，公屋和私屋，根据自置与租住来划分，总共就有四类住房形式：自置公屋、租住公屋、自置私屋和租住私屋。

“供楼负担比”指的是月供占月收入的百分比，能够直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人买房的难易程度。

在香港，所有住户的平均“供楼负担比”为43.5%，私屋住户的负担比为48%，两者差异不大。

在香港，无论是对于私屋自置户，还是对于公屋自置户来说，月供几乎要花掉他们月收入的一半。

先来看看租住公屋的群体，约30%的香港人住在租住公屋里，住户数73万 ，人口205万（香港房屋署统计数据，2015.3.31）。公租屋的平均住户人数为2.8，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一个香港的三口之家的生活。

公租屋三口之家的月收入中位数为16000港元，根据公租屋每人13.1平方米的空间来计算，一个三口之家的居住面积约为40平方米，对应的月租金就是2000-3000港元之间。公租屋居民在住房上的花销比例为15%左右。

虽然公租屋的人数比例和租金花费比看起来还不错，但公屋的居住空间非常小，再加上香港物价高企，所以公屋住户的生活并不轻松。

（数据见下图，左图为申请公屋租住的收入限额，右图为申请公屋自置的收入限额。数据来源：香港房屋署2015年数据）

再看看自置公屋的群体，能享受到自置公屋福利的人数不多，只占到香港总人口的7%，住户数共计129716，总人口453965。

以一个公屋自置家庭的月收入中位数2.75万港元为例，一套40平米的房子价格在280万港币左右。若这个家庭选择按揭贷款30年，则月供约为1万港元，每月收入有36%花在房子上；若这个家庭选择还贷20年，则月供将去到1.8万港元，家庭收入的65.5%。

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要想买一套面积仅为40平米的房子，20年时间是不够的，即便是花30年来供起这套房子，也要做好每月为地产贡献36%收入的心理准备。何况这个算法还没有考虑各项税收以及高昂的物价。

比起每月用15%收入租住公屋和用36%收入自置公屋的人，收入超出公屋上限无法享受公屋福利，却又无力承担高昂私屋的“夹心层”才是最无奈、痛苦的。

私屋月租金在港岛为360至460港元/平方米之间，九龙300至330港元/平方米，新界220至250港元/平方米间。私屋家庭的月收入中位数为3.5万港元，选择租住私物家庭的月收入明显会小于此数。这里假定一个家庭月收入为3.5万港元的私屋租户，租住了单价300港元/平方米、面积40平米的房子。月租金为1.2万港元，住房花费超过30%。

想想看，这还是一个月收入在私屋住户中处于中上游水平的家庭，他们租房不敢离市中心太近，花着30%的收入却无法买得起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

香港的私屋出售价除了新界均价低于10万港元/平米，港岛与九龙的出售价10万港元只是一个起步价，20万港元/平米左右的房子随处可见。

私屋的出售价格差异性非常大，能够自置私屋的群体财富分化也相当严重。对于这部分人群而言，只有财富金字塔的人能够坦然，大部分人都是背着房子在生活。

而那些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香港下层居民，就住在了“笼屋”、“天台屋”和“劏房”中。 

梁家4人口挤在不足5平米的劏房里。小朋友每天趴在双层床上层做作业、玩耍，行动不便的爸爸在下层看报纸，妈妈则坐在一旁切菜。

劏，在粤语中意为“剖开”。

劏房，指将房屋分割成多个隔断间。

▲香港傲林轩一间150平米的三居，被劏成了18间带厕所的套房，每间租金约为8000港币。

劏房的方式层出不穷，从几户到几十户不等。

蜗居其中的是孤寡老人、低收入劳工、长期病患，以及贫穷的妇女儿童。

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的房间里，一家大小所有言谈举动，都在彼此的眼皮底下进行，想睡个安稳觉都难，隐私更是无从谈起。

这里仅有的，是源源不绝的木虱、庞大的租金压力和随时可能搬迁的噩梦。

▲笼屋的入口肮脏逼仄，被夹在一辆卖烧烤的流动小吃车和一个卖DVD的地摊中间，门前一堵灰泥斑驳的围墙提供了不少掩蔽，陈旧的大门是用废旧钢材铸造的，上面的油漆漆了又落，落了又漆。

当横向空间已经被分割到极致，房东们把目光投向了纵向空间，“棺材房”便应运而生。

一间原本狭窄的劏房内，像火车车厢般分隔出6个床位，每间高度不超过半米，长度不超过2米，中间留一条窄窄的过道。

棺材房的租客男女老少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大家都负担不起一个可以站立的房间，只好过着弯腰屈膝的日子。

在这里，家的概念被完全颠覆，所有的活动都只能蜷缩在一张小床上进行。

房子对香港居民的绑架，不仅体现在住房上，还渗透进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一家商铺都要承担高昂的铺租，因此香港居民的任何一笔消费，都无法摆脱向房产所有者交租的厄运。

大多数香港人都被捆绑到了房子上，何谈消费？何谈创造力？

安居才能乐业。若一个地区的人把劳动收入的一半都花在了住房上，还要承担高昂的物价，居民消费必然乏力，经济体又何来的活力呢？

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何谈实体经济？

如今，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已经让香港失去了发展“工业4.0”的先机。2014年底，香港制造业占比居然还没有达到1.5%，比起美国的12.1%和德国的22.6%，差距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赶上的。 

然而，房价扼杀民众活力、房产绑架实体经济，这样的故事，还在别的地方发生。

想想城中村，想想地下室，想想用三合板隔开的出租屋…… 

不要让香港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