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
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给予者”的优越感。
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 • 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
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
叔叔,您是个好人!
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
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
所谓做慈善、做公益,不仅仅是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04 年,我们启程去北极,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教授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
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
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
但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
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
当然,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
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
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
南极,为了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践行零垃圾登顶等等。
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
2004 年 6 月,我受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已故)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立大会。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
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
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
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
在阿拉善,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
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