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 文/夏丽丽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
社工虽然起源于西方国家，香港社工管理模式和运作经验也已经非常成熟。在香港，每562人即有一位社工，远超过西方国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的水平。
笔者在香港游学，得以有机会走访香港社工机构，每次的机构走访，都感受到每一个小小细节里面所灌注的社工元素，也看到香港社工的发展与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庞大的义工队伍之间紧密的关系。
香港社工系统如何完善如今？
今天香港的社会工作这种比较完善的状态，也是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历程才有的结果。
香港社会工作起源于1940年代后期的社会慈善和社会救济工作。当时正是多年内战时期，大批难民涌入香港，给香港的住房、医疗、教育资源带来极大的压力。为应对这些社会问题，香港的许多社会团体，包括同乡会、商会、宗教组织、街坊福利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纷纷给这些难民提供救济和实物援助。当时没有专业人士从事这些工作，主要是志愿者在提供服务，类似英国社会工作起源时期有钱有闲有爱心的慈善小姐（charity lady），他们并没受专业训练，凭的是一腔热情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由于社会工作在英国的发展，当时的港英政府意识到专业知识在社会服务中的重要性，1946年起便陆续派人到英国考察学习，社会工作者协会也在随后不久成立，专业发展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同步进行。
社会工作服务范畴的拓展是顺应社会的需求。香港的公屋发展计划，一直是被福利界所称道的。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它是由一个悲惨事故所催生，即1953年圣诞之夜的石硖尾木屋大火。那场火灾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伤亡惨重，很多居于当地的难民再次流离失所。五万多人的无家可归给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却也给香港的公屋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动力和契机。石硖尾公屋屋村，是香港首个公共房屋发展计划。个人的需求是遵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而社会的需求也同样如此。在温饱得以保证之后，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也会随之出现，所以1958年香港地方政府建立的社会福利署除了继续负责救灾和济贫工作以外，还开始承担保护妇女、儿童，调解家庭和邻里纠纷，为残疾人提供社会救助等工作，进一步拓展了香港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
香港第一份社会福利白皮书于1965年颁布，针对香港当时贫富分化、犯罪率高、住房紧张、家庭和青少年教育问题等状况，对社会福利工作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目标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到此时，香港的社会福利系统已粗具雏形，社会工作教育也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正式规范发展，而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也被1973年一部名叫《北斗星》的电视剧无心插柳柳成荫地推向了极致。
1970年代香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在这样比较坚实的基础上稳步发展，福利服务更加贴近社区和社会需求。但是，在1980年代，随着英国保守党的上台，新保守主义和私营化的福利政策对港英政府的福利理念也有影响，“用者自付”“收回成本”等概念也被逐渐推出，关于国家、市场、个人在福利三角里的角色定位，一直是备受争议和讨论的话题。进入1990年代后，香港社会福利界进一步提出“发展全面照顾，提供优质服务”的社会福利理念，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开展社会服务。回归之后，社会福利署继续在原有的基础上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到今天，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得已经非常全面，在香港社会福利署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社会福利服务的全景。它向全体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服务，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儿童福利服务、安老服务、康复服务、青少年服务、社区服务、医务服务和犯罪辅导等领域。服务单位从个人、家庭、社区扩展到学校、医院、、社会企业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社工忙碌的身影处处可见。
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
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系统虽然庞杂但是却井井有条，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公众各司其职。
香港社会福利服务是“政府购买模式”，社会福利署只提供部分社会服务，绝大部分的社会服务由香港超过3000家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承担。
社会福利署每年向社会服务机构发布社会服务需求。社会服务机构则提出承办社会服务项目的申请，再由社会福利署的“福利服务编配委员会”根据各机构的申请，依法审核各机构的资质，包括服务目标和项目、人员配置和素质、服务手段和条件等，选择和确定承担各地区、各类型社会服务的具体机构，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和财政资助。
对于确定承担服务工作和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福利署和有关机构要进行年度考核、审计、评估和日常工作的督导。每年的评审季，必定是社会服务机构从上而下最紧张的时候，社会福利署的审核、评估和日常工作指导，都是有据可循动真格的。每年的评审结果直接关系到机构在未来一年或者几年内可以拿到的资源和可以提供的服务数量。
虽然有这种经济上的牵制，但社工群体并不是一个唯政府命是从的群体。社工是一个价值导向很明显的职业，它要求从业者有着强烈的社会公平、正义感；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有自己的协会和工会来组织协调全港社工，维护社工群体的权益。
香港的民间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很多，例如给居家老人的“平安钟”，给刑满释放人员的“中途宿舍”服务模式，已经被深圳的很多机构借鉴。这些机构日常性开支（包括员工工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助，部分来自慈善基金会、公开募捐和一些自负盈亏的项目收费。
公共精神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土壤。在香港，公众的社会服务意识和广泛参与是香港社会福利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服务体系中,除了政府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外，还有由广大社会公众参加的“义工”。香港的义工发展已成系统，凡愿意从事义务社会服务工作的都可以向义工局登记成为“义务工作者”，由义工局协调安排他们从事各类社会服务。同时，各个社会服务机构也都会发展自己的义工团队，提供义工培训，通常这些培训并非免费，需要收取少量的培训费和会员费。
笔者去年参加一个机构关于服刑人员辅导的义工培训课程，四堂课150元，如果要参加随后安排的义工服务，需另交50元/年的会员费。每周二晚上笔者都要坐一个小时的车赶去上课，来回车费需要至少20元。但即使这样，参加的人依然不少，背景各异。他们中有在职社工，有轮班医生，有企业主管，有退休赋闲人士，有普通文员，也有像我一样的学生。都是一天疲乏却依旧满是热情地自费参加培训，就为获得服务他人的资格。公众的社会服务意识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香港义工发展组织非常鼓励中小学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学校和他们在所生活的社区都会开展各式各样的义工服务计划，吸引他们的参与。服务学习的理念已经编入中小学教材。周末的早上，在各大地铁口的出入口处，经常会看到年轻的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为机构卖旗筹款。全家总动员，一起参加义工活动，成为很多家庭亲子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选择。
社工必须经过严格资格认证
做义工并非单有一颗善心就可以的，为了避免“好心办坏事”，在提供服务之前参加相关的培训课程是必需的。有时候这种规定可能会让人觉得香港人办事实在是有些古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古板、较真和按规矩办事，恰恰体现的是一种对专业知识的尊重，传达一种对服务对象认真、负责的态度。从社会福利署到大学到服务机构再到普通民众，制度上的严正与规矩，造就了全民对知识的尊重以及较真的态度，并将这种严谨认真化作了香港人民的潜意识。
在内地，社会工作从业资格证是通过一年一度的全国考试而获得；在香港，社工认证与学位紧密挂钩。《社工注册条例》规定，具有社工注册资格的有四类：具有社会工作学位者；具有社会工作文凭者；没有社工学历，但已从事社会服务工作10年者；以及没有认可社工学历，但现正担任社工职位者（后两类需要严格的评审，并且占全港注册社工总数不到8%）。要取得社会工作学位或文凭亦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首先必须在相关的社工专业毕业。
香港目前开设了社会工作系的有6所大学，学生要从社会工作系毕业，除了必须通过社工理论知识课程的考试，还必须完成800小时的社会工作实习。在这个实习过程中，每周至少有1.5小时接受导师的督导，在导师的帮助下对实习中碰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并解决问题。
由于资格认证与学位挂钩，所以对各大学的社工课程评估就尤为严格。每隔三年，就有一支由政府官员、机构代表、社工注册局专家和从国外聘请的专家组成的队伍对不同的社工课程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包括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模式、学生素质等等各个方面。如果本科生的课程被评估为不合格，那么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即使合格毕业，也没有获得注册社工的资格。所以每到课程评估，是系里最紧张的时候。除此之外，各个大学自己也会请外部评审（都是由国外不同学校知名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学系进行整体评估。评审委员会的评价与报告，直接影响到学系能获得的财政预算和招生数目。
中立、严格、完善的监督制度，保证了这个专业发展的规范，保证毕业生的高质素。因为有门槛，所以有质量。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的较真，专业知识才得到全民的尊重，社会工作从业者才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近两年，香港也逐渐成为中国内地社会工作发展强有力的知识后盾。大批的内地学生来港修读社会工作专业，也有大批的香港老师和有经验的社工被邀请到内地各大学和社会服务机构担任督导职务，提供培训课程。但是，社会工作要在中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政府、大学到个人等各个方面共同的成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