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黄炳培在香港湾仔做了一个叫“好香港、好香港（Very Hong Kong、Very Hong Kong）”的展览，他和设计师陈幼坚用从政府那里申请来的创意基金，带来了 150 件香港创意和设计作品，涉及平面、摄影、 玩具、时装、建筑、音乐等领域。
这个本意为探讨香港创意和方向的展览，一度被认为是一场大型的香港怀旧展。
“好香港、好香港（Very Hong Kong、Very Hong Kong）”，图片来源：hk01
也许知道黄炳培另外两个名字的人更多——Stanley Wong 和又一山人。Stanley Wong 出现在广告人和平面设计圈子里，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名字是留给赚钱时候用的。
1990 年，入行 5 年、 30 岁的 Stanley Wong 因为为港铁做的一系列广告而出名，他也是《重庆森林》的海报设计者，曾担任过广告公司 Bartle Bogle Hegarty （BBH）亚洲创意总监和 Omnicom 旗下广告公司 TBWA 的 CEO，2007 年成立了自己的创意公司 84000communications。除此之外，他也是方所的三个创始人之一，是马可的品牌无用的创意顾问。
商业创意的成功让黄炳培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2000 年左右，他开始投身艺术，以又一山人（取名于中国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名字做个人创作。从开始到现在，身为艺术家的又一山人一直在做一种元素：红白蓝。
起因是黄炳培 90 年代在英国一家精品店发现了一款正在售卖的“红白蓝胶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蛇皮袋。“是那种原始的、没有经过二次加工的胶袋。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西方人这么重视红白蓝，大老远从内陆带到西方卖，我们却不重视自己的文化，（我）有种被打脸的感觉”，黄炳培说。从那时起，又一山人开始创作关于“红白蓝胶袋”的艺术作品、设计和展览，而 Stanley Wong 的商业创作也开始重视本土文化。
，这种红白蓝胶袋原创于 1960 年代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红白蓝被认为是香港文化和香港精神的代表之一。
“香港人不快乐”，黄炳培说，他想用这样的创作宣扬一种正面香港的积极乐观精神。他很注重保护红白蓝创作的非商业性，为此拒绝了多年前一位想要帮助他的外籍印刷厂老板，而选择与慈善机构新生精神康复会一起合作红白蓝 330 （RWB330）品牌。为的是保持目的的纯粹性，按照黄炳培的话说，不要让人家指指点点，说你做了那么多其实是为了赚钱。
黄炳培和陈幼坚都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设计师，他们选择主动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并为香港创意设计找到未来的方向和出路做着努力。而在这条路上你最好和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
香港的创意环境不好，是如今香港创意人的共识。商业环境是其中一个原因。
“回归后，两拨金融危机，令香港的工业触礁。如今的香港，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独大，而这两个行业对设计的需求远远不如工业…这个年代的香港拥有的是最好的数码设计师”，香港设计师靳埭强曾在采访中如此评价香港的创意设计产业。
HK Wall 是一个帮助涂鸦艺术家在香港的墙上绘制自己艺术作品的非营利机构，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个艺术展，对这次展览他没指望多少人来看。“在香港只有三月大家才会稍微讲一下艺术，因为商业媒体这个月都要做艺术板块（三月份香港会举办巴塞尔艺术），平时都没有人来问我们”，HK Wall 的创立人之一 Ben 说。
香港计师 Coney 2000 年开始做自己的服装品牌，2008 年转行做了独立珠宝设计师，一直扮演着独立设计师的社会角色，“在香港做设计没有一天是容易的”，Coney 说。
HK Wall 和 Vans 的合作 图片来源：HK Wall
尽管创意环境对这些设计师们并不友好，也不是香港重点发展方向，但这几年政府也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2017 年 9 月 6 号到 9 号，香港贸发局举办了一个叫 Centrestage （香港国际时尚汇展)）的活动，主秀请来韩国的新兴设计师 JUUN.J 和香港设计师品牌 FFIXXED STUDIOS，这几天的活动中包括了 Showroom 展示、品牌走秀（以香港设计师为主）、论坛讲座等常规的时装周行程。除此之外， Centrestage 还负责向媒体展示香港的创意发展。
发展当然包括元创方（PMQ）这样的改造项目，它已经存在多年了。，1951 年改造成已婚警察宿舍，2000 年起空置。2010 年改造项目落在了同心基金手上，政府承担了改造费用。
为了扶持香港设计师，元创方（PMQ）将一二层出租给商户，楼上则以一半的租金租给设计师们，并且会帮助他们举办活动和出国参展，PMQ 里能享受到这些福利的设计师品牌大部分都来自香港。
元创方（PMQ）图片来源：元创方（PMQ）
香港设计中心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有“设计创业培育计划”，只要团队设计师是主要负责人，成立小于三年，并且有香港背景便可以享受两年的培育计划，第一年租金全免，第二年收取 2000 港币左右的租金。
另外的发展展示，则是黄炳培的“红白蓝”创作。前面提到的黄炳培、陈幼坚、靳埭强是上世纪 80、90 年代香港重要的创意人，他们一直在创意人的名单上，但这个名单在近年并没有变得更长。
“香港在过去 20 年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而内地的创意生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十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落差特别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落差。香港 60-90 年代是一个很有看法、很有态度和朝气的年代。今天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回到当时的状态，也在找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一直没找到”，黄炳培指出了香港创意生态的困境。
被问到香港如今有哪些知名的时装设计师时，除了“上一代”的谭燕玉（Vivienne Tam），Carrie 想不出新一代的年轻人中有哪个是有影响力的。她是香港设计中心创业培育项目中的一个入驻设计师，去年 10 月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CAR2IE。和内地的独立设计师品牌一样，Carrie 知道最赚钱的市场在内地，但在国外发布，并且入驻国外买手店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从国外回来的，不管是消费者还是赞助商都更容易买单。
“如果你是外国人，就可以收更高的价钱”，The Collective 的客户总监 Anita Lam说。The Collective 是一个创意工作室，也相当于一个创意平台，把香港居住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以自由从业者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给客户做创意活动，新媒体是他们主要的创作方向。
The Collective 为 Casio 20 周年做的互动舞蹈表演
The Collective 将光影投射在艺术家涂鸦上，让其动起来，图片来源：The Collect
The Collective 最近想要向客户推增强现实（AR）这样的科技创意，不过被拒绝了很多次。“香港现在的（创意）环境很保守，不是内容上的保守，而是在商业伙伴的选择和预算上的保守”，Anita 说，“如果你想赚钱，必须要遵守品牌和商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要求，而如果你想做一些艺术性的尝试，比如说参加一个大型的秀，薪资是很低的，基本上只会收到第三方服务费，不包括劳务费和人员费。”
相比保守的香港客户，The Collective 将要合作的一个内地客户 ATLASIN 什么都想尝试。“内地的客户会说，‘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东西很新鲜，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个，要不要试一下那个’，香港的客户会说‘你们之前做过吗？我能不能看一下？能证明你们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吗？’”，Anita 说，“他们在心智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新一代的设计师回归西化的方向，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创作的选择。但是在创意的大舞台下，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世界的大舞台，我们都缺乏自己的个性。我个人有很多香港服装设计师朋友，他们知道我和马可合作，我和他们说，我并不是怀疑你们的能力，而是选择方向出了问题。国际舞台希望看到你的特色和原创，一个东方的美学和故事。但是香港服装设计师都是西方审美，别人就觉得没有必要和你进行交流。所以这十年八年，香港创意圈需要找出重新定位这个问题”。黄炳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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