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文艺复兴与考证
说到蛮族入侵，欧洲的历史还有一点不同于他人的幸运之处。产生蛮族的欧洲北部，不是只能游牧的高原或沙漠，而是可以进行开垦种植的山林荒地，只是气候寒冷一些。
随着蛮族部落的南侵，农业技术与宗教组织却向北传播，使蛮族的滋生之地逐渐变成定居农业的地区。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的蛮族入侵，前前后后闹腾了五、六百年，到十一世纪的北欧海盗，却已是最后一批南下的入侵者。
自那以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蛮族入侵的破坏。到了十五世纪，，王公贵族之间的征战依然在继续，但是他们之间的争斗与火迸却也带来了局部的统一，形成了多个有一定领域的国家，规模上可以达到我们省区的大小。伴随而来的还有经济上的复苏，与思想文化上的活力再现。
在那一段时期，“先富起来”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贸易。与地中海东部（也就是原本东罗马的统治范围，现今的希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等）相比，当时的欧洲算是蛮荒之地，只能出产品种单调的农产品，木材与矿藏。
而地中海东部却是经济发达地区，不但特产丰富，还与许多区域都有贸易往来，其中包括印度，也包括由“丝绸之路”连接上的中国。这其中，像香料、染料、布料等等，运到欧洲之后都很抢手。
意大利地处地中海中部，与希腊只隔了一条亚德里亚海，欧洲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就控制在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手中。一船香料，重量不大，却相当值钱。
这样的生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八十年代初谁有胆量从广东、福建扛一袋电子表、牛仔裤之类的东西到内地贩卖，都能赚上一大笔，只是得落下一个不大好的名声，被人称为“倒爷”。
相形之下，同样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的威尼斯商人却有一个好听得多的名字，至少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他们通常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与东方贸易的巨额获利，还刺激了同样属于地中海区域，地处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也来插上一手，开始了航海大探险[1]。探险的动力并不是现代中国文人所写的那种抽象而充满诗意的“大海的召唤”，而是实实在在、被金钱刺激起来的“香料的召唤”。
最先走向航海探险的葡萄牙从来就不曾是“崛起的大国”，，于是才有精力花钱搞航海的投机小国。他们所找到的路线是沿非洲的大西洋西岸向南，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在没有铁路的时代，水运的载货量要远大于车载马驮。加上走水路还避开了陆路上的层层关卡，让葡萄牙人赚了个金银满钵。
这才又进一步刺激了葡萄牙的紧邻，西班牙，不惜花大本钱赞助另一条通往东方的贸易路径。那时他们已经猜到地球是一个圆球，只是大大低估了球的半径，错误地以为往西航行可以找到一条到达东方的捷径，却不曾想撞上了美洲新大陆。
初发现的美洲并没有多么诱人，没有香料，无利可途。一厢情愿、不肯服输的哥伦布至死都认定他所到达的是印度，而不是什么新大陆，连他所遇到的美洲土族人都被他称为“印度人”（Indians，在中文里译为“印地安人”）。
但是在他死后，南美发现了银矿，这才有了比“香料”更为诱人的物品。从那以后，大西洋的贸易变得比东方贸易更为重要，意大利才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变成欧洲的经济落后地区。不过，那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在思想上，文艺复兴也是崇尚“经典”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特别是古代城邦之中的集体精神，大家积极参与共公事物，，也就是所谓“人本主义”精神。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算不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古代的中国，读书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身，甚至连一般人都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说。
但是在当时的西方，人们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义指导之下的“神本主义”：亚当与夏娃吃下不该吃的苹果之后，人类就有了世代相传的“原罪”，受苦受难是应得的惩罚，无法改变，祈祷与忏悔才是人生之正道，，都是上帝决定的，人类的唯一希望是在死后的天堂。
相对于基督教义之上的这种极为负面的世界观，人本主义要积极得多。其不凡，不在于它自身在内容上有多么新奇或是深奥，而在于它所挑战的对立面是什么内容。
人本主义虽然不同于神本主义，文艺复兴却没有反对教会的意图[1]。那时候欧洲的读书人，不管倾向于人本还是神本，大多都是教士，或至少也是接受教会的资助。
人本主义所推崇的经典时期的哲学，有不少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采用。基督教神学之中，既有犹太人写在《》之中的宗教，也有古希腊的哲学，二者之间的揉合早在公元二世纪就已经由早期教会长老们开始做了。
时期，从阿拉伯人那里带回了不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的逻辑学被教士们拿来运用到基督教神学之上，形成了经院哲学。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已经有了结论，“上帝是存在的”，然后再回头到逻辑里边去找证明，发展出许多在一般人看来是极为繁琐的论证。
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也被尊奉到一个圣人的地位。他的逻辑学对基督神学的重要自不必说。他的科学与哲学见解，也被奉为权威，因为《》自身并不大关注这些问题。
到了十五世纪，这些考证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准[1]。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Lorenzo Valla (公元1407-1457) 通过考证发现天主教会所谓君士坦丁把西罗马留给罗马教皇的文件，是伪造的。
而生活在德国的一位大主教，Nicolas of Cusa （公元1401-1464），更是对伊斯兰教的《》做出考证，认为其中有三个来源：基督教的Nestorian教派（中文又称为“景教”），先知穆罕穆默德的一位犹太顾问，及先知过世后整理编辑经文的另一位犹太人。
但是对《》本身的考证，教士们就得非常小心了，毕竟那是不可以随便碰触的禁区，涉及教会的权威，相关的讨论多半只局限在局部的字词理解之上。
[1]参看John H.Hayes and J. Maxwell Miller, “Israelite and Judaean History”, p. 35-39 (SCMPress, 1977)，内中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工作，也介绍了人本主义与经院哲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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