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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每天的24小时:三个普通香港市民的15年

2020-12-13 10:39:17


    本文摘自   


腾讯大家  香港:是沙漠还是绿洲


三个香港人的十五年



推 荐 语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20周年。回归了20年的香港,正在成为中国最让人费解的城市。对于香港而言,唯一不变的就是香港一直在改变,这些改变几言难道尽。

 

想若笼统地说香港的历史,我们都会列举:亚洲金融风暴、SARS、金融海啸、双非孕妇……但生活不是个别名词或数字,生活是每天的24小时。你真的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吗?



1997年7月1日,我捧着西瓜坐在电视机前看香港回归的报道。对我来说,香港回归是足以令我高兴的,因为那天放假。从电视里,我第一次看到末代港督彭定康──那张忧伤的脸,以及英国士兵奇怪的走姿。英国国旗和港英旗帜缓缓下降,中国国旗和特区旗帜冉冉上升。我不太能记得当时的心情。因为当时的香港之于我,只是个偏远的小岛。虽然常常看香港电影和听香港流行歌曲,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切实和那个地方发生什么关系。

 

可命运总是充满各种意外。2003年8月4日,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拿到身份证的那刻,我感觉像是在做梦。当我走在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时候,就像置身另外一个星球一般。身边行过的都是中国人,却因为不同的制度,完全呈现出另外的面貌。他们的步伐那么快又那么有序,我生平第一次接受文化冲击。

 

转眼九年便过去,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香港人从来不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但他们中有的人,时不时还是跟我念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开口闭口“以前唔系咁嘅”!就好像过去有的台湾老人总说北平如何如何一样。

 

想若笼统地说香港的历史,我们都会列举:亚洲金融风暴、SARS、金融海啸、双非孕妇……但生活不是个别名词或数字,生活是每天的24小时。你真的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吗?


吴萍的创业


吴萍女士正好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取得单程证变成香港人的。她是个生意人,20世纪80年代末只身闯荡深圳。她说,在生意最辉煌的时候,自己曾经是她那个行业里全国前三甲的人物,还立志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

 

初来香港时她意气风发,决心要在香港干一番事业。她说,当年的生意很好做,因为她比一般人都聪明。普通香港人,只知道从香港拿货;大不了去深圳、广州拿货到香港卖。但吴萍会去浙江义乌拿货,那里的货又好又便宜,种类还多。加上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每次去拿几千块货,到香港就能卖几万块。在香港四五年时间,吴萍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经营的公司已经开了三家分店。而且,她在深圳最热闹的步行街东门,还买了一间店面。

 

2002年,吴萍40岁,决心把生意做得更大,离拥有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的梦想更进一步。在港五年,吴萍已经积累了一个很大的商户网络,不少香港的散户都到她这里拿货。于是她想,不如做批发。

 

吴萍物色了一个很大的商铺,位置在中环。她把所有的储蓄都投入其中,还四处借了几十万,把批发总部开起来了,生意和想象中一样红火。

 

但是,一场瘟疫不期而至。2003年,香港全面陷入SARS的恐慌中。电视里,不停播放着病人死亡的消息,淘大花园封楼隔离,甚至有医务人员因公殉职……SARS病毒像看不见的枷锁,把香港市民牢牢锁在家中。往日熙熙攘攘的商场里空无一人,原本十分嘈杂的酒楼里门可罗雀。倒闭,也像瘟疫般蔓延开来。商铺关门,房屋易手。莫说不敢上街,在对未来的恐慌中没有人敢随便花钱。

 

就是在这时候,吴萍的生意一落千丈,经常一天下来分毫没有进账。每个月,电费、水费、房租、追债……各种催款单仍旧按时上门。不到半年,这家雄心壮志的大商铺,被搬得空空荡荡。吴萍不得不接受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致命的生意失败。为了偿还借债,吴萍把位于深圳的店铺卖掉了。她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可以从头再来。”

 

很快,吴萍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零售业上。她想努力维持住原来三家分店的局面,每件事都亲力亲为。因为要背沉重的货物,她的腰受过伤。因为要更换天花板的灯,她不慎从凳子上摔下,手臂骨折,白色骨头穿破皮肉暴露出来。她也想过依靠男人,但是或许因为不善相面,她找到的男人都帮不上忙,反而给她造成更多的烦恼,甚至花掉她更多的钱。

 

生意要翻身,需要投入,吴萍需要钱。但是,由于之前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好,她无法向银行借钱。这时候,香港大量的借贷公司笑里藏刀地出现在吴萍面前。吴萍从这些借贷公司那里借了十几万,但她似乎没有计算过,要还清这笔钱,她需要再工作30年,每个月都要还近万元──其中9000是利息。

 

这样的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2005年,第一家分店倒闭。2007年,第二家分店倒闭。吴萍守着最后一家分店,支撑到2012年,终于在家人的劝说下,申请破产。收到破产管理署的来信,吴萍害怕地不敢打开。后来,她的儿子告诉她,她这宗破产案,已经是当年的第两千多宗。那时,才只是4月而已。见律师的时候,吴萍说不出话来,也听不懂律师说的任何内容。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努力了这么多年,真的太辛苦了。”律师没有理会吴萍,只问:“我说的你是不是清楚明白?”吴萍点头。律师说:“可以了,你现在去交钱吧。”吴萍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钱,交给律师。

 

在这世上,你的不幸,总会成为别人的幸运。



吕伯的退休

 

吕伯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开工。吕伯说:“唔去啰,你冇保险,又咁危险,唔啱我啲老人家做。”挂上电话,吕伯继续抽烟。

 

吕伯今年61岁,是个资深的摄像师,过去在包括TVB等多家大型的电视台工作过。大约五年前,他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于是他便不再上班,偶尔有活的时候接来做。

 

如果换作在内地,吕伯或许已经可以拿着退休金颐养天年了。但是在香港,没有退休金制度,所以吕伯只能靠自己。香港有公屋、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免费医疗等福利,但没有退休金。因此,香港人换工作很频繁,没有日本人那种在一间公司工作一辈子的习惯。

 

1997年香港回归时,吕伯在新加坡。90年代初,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对香港的人才需求很大。当时,香港的专业人员到海外工作是潮流。吕伯也跟着这股潮流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住了五年。到1997年,香港的专业人才在新加坡已经没那么吃香了,工资也不见得比香港高。这时有个香港朋友叫吕伯回香港做事,他便回到了香港。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香港。

 

世事变幻无常。在香港,你不知何时政府会推出怎样新的政策。从来在退休金方面没有作为的香港政府,突然在2000年底,推出强制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要求每个在职的香港市民购买政府基金。吕伯花了好久好久来研究这项制度,最后终于弄明白了。意思是,你每个月的工资中必须拿出一定份额的钱用于投资。投资的项目,可以是股票、基金、储蓄等等。当你年满65岁的时候,这笔钱才可以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赔钱。弄清楚这项制度后,吕伯爆了句粗口……

 

2001年,吕伯已经50岁。他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股票或基金的风险,于是选择了最保守的储蓄。一年后,受委托掌管强积金的公司给他寄来年度报表。告诉他,通过一年的投资,吕伯赚了四元钱。

 

2007年,吕伯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他便不再是在职人员,于是没有再缴纳强积金。但之前缴的钱,要到65岁以后才能取回。这些年港币不断贬值。吕伯说,他看着一笔正在变少的钱,无能为力。

 

香港的老人家都很勤力。你常常会看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或者从事其他工作。香港人勤劳的本质固然是一回事,但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也是重要原因。你可以申请住公屋,依靠综援生活。但是,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综援,在香港能干什么呢?香港一直强调自由,但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缺乏保障。

 

所以,我在香港常常会看到那些“想当年”的老人家。他们总是说起,早知道当年就如何如何,总是为自己年轻时错过的机会而懊恼不已。

 

吕伯也一样,他说过好多次,早知道应该搬到国外去生活,要么欧洲,要么加拿大。原因很简单,即便不能赚很多钱,但那些地方的消费比香港低,福利也比香港好。可是现在,这些想法就只能沦为想法了。

 

吕伯每天都要听香港电台的时政节目,对几个知名的评论员,还有的议员都如数家珍。问他这15年来自己有什么改变?他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只关心赚钱,不关心公共事务;现在开始变得关心公共事务了,因为不得不关心。他很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国念书,但他说:“我帮唔到手,只有靠佢自己。”



李香的高考


李香拿到高考成绩单,落榜了,并不意外。

 

李香从来没有对2013年能上大学抱过什么希望。从小学开始,她的成绩就不好,缺乏自信。四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个性格怪异的语文老师,专门欺负成绩差的同学,李香就是他的重点欺负对象,有时甚至是体罚。因为害怕那位老师,李香曾经多次逃学。后来母亲投诉学校,那位班主任被调离,李香才重新回到课堂。但逃学会上瘾。上中学后,李香只要一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时是和同学处不好,有时是和老师处不好,她就逃学。逃避,已变成她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

 

李香是个缺少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与她形同陌路。所以,她比其他孩子显得孤僻。她不爱上学,考试成绩不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爱读书。实际上,她比同龄的很多孩子都爱读书。

 

初中时,她就已经开始啃康德的著作。不过,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终究是李香的致命伤。她通过自己看书,语文成绩可以不错,但她的数学很差、英语很差。这些科目,都是要通过长期的系统训练才能学好的。高考前,虽然她努力了一段时间,但终于还是追不上。

 

2013年是香港的第一次高考。以前,香港的中学教育是七年,大学教育是三年。数年前,教育统筹局规定从2006至2007年度学年上中学的学生开始进行改革,中学上六年,大学上四年,和内地一样。李香就是第一批接受教育改革试验的学生。2013年的升学考试,香港考生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旧体制的考生,和新体制的考生一起考,人数特别多。

 

,曾经说过要帮香港缓解今年的高考升学压力。所以,2013年香港学生可以免试上内地多所大学。不过,免试归免试,还是要看高中三年的成绩。这让李香上内地大学的希望也落空了──高考奋力一搏还有可能,要是看平时成绩,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香港的高考升学率是出奇地低。内地现在每年有超过80%的考生能够上大学,台湾的升学率更是高达99%。但香港的升学率,多少年来都保持在20%以下。大学教育至今还是“精英教育”,不是。

 

在过去,不上大学也没什么大不了。过去的香港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可以通过做学徒的方式掌握一技之长。比如在过去,李香可以学裁缝,学好了本事,将来自己出来创业──在香港,工人的工资往往是高过普通白领的。

 

但是,在“地产霸权”出现之后,这样的情况也渐渐消失了。因为你要创业,首先要租店铺,但地产商垄断土地。你生意不好,支撑不下去,倒闭;你生意好,地产商给你加租,你照样支撑不下去,倒闭。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给别人打工。现在香港的小学生都知道,将来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大学。因为即便是打工,也希望坐在有冷气的办公室,做个体面的打工仔。

 

李香的一些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已经去便利店上班了,每个月能赚7000块钱。但李香很清楚,她必须要读大学。因为便利店或麦当劳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爱读书,还有作家梦,她多么想再要四年时间,可以安静地读书。李香决定了,重读高三,明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无论香港、内地或海外,她一定要上大学。

 

香港,有700万人口。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我见过《桃姐》里那样的老人,也见过《春娇与志明》里那样的年轻人。九年来,我找不到任何词来概括香港。因为她太丰富,一旦你尝试概括,便注定是错。

 

回归这些年,香港改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我经常去吃的一家食肆,是四姐妹开的。15年来,她们每天卖一模一样的鲩鱼饭。食客没有挑剔,她们的手艺越来越好。


旺角的二楼书店,有的开了15年,有的早已不见踪影。那些不开书店的老板,有的现在已经是很知名的作家。


将军澳的一间小学,多年前人丁兴旺。2013年再去看时,已经倒闭。由于香港出生率低,很多学校都被迫“杀校”。


观塘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观塘。这里,正在进行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老街坊不见了,很多熟悉的味道也不见了。

 

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公屋大窝口邨,楼还是过去的楼。现在政府要重新粉饰它,让它从外部看起来焕然一新。住户说,这一刷,说明十年内不会拆迁。

 

我想,这些年来香港改变得太多了。孩子变成青年,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老年变成骨灰;很多人迁入,很多人迁出;特首换了三位,官员换了无数;就业率上升,但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租金上涨,港币贬值……

 

不变的也很多。香港仍旧是世界上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城市,仍旧是奔驰车密度最大的城市;香港机场仍旧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香港人仍旧每天辛勤地工作;李嘉诚仍旧是首富,仍旧创造暴发户;大学升学率依旧那么低,香港仍旧没有出现令世界惊艳的作家……

 

香港已成往事。何处不成往事?香港只有向前走,反正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地方。200年前,谁也无法想象今天的香港。所以,这些年来究竟有什么不变?我想,唯一不变的就是香港一直在改变。

 

总结?何必呢。香港人是不太有时间的。正如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中的最后一句:“不回想,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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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事件”让我们疑惑:香港人怎么了?今天的香港人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要怎样生活?

 

《香港,是沙漠还是绿洲》将聚焦香港价值、香港文化,深度解读今日香港。这些年,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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