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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人脉 | 罗德学者江熹霖:包容的人试图理解,怀疑的人不断质询

2020-11-19 13:46:26

在几天前刚刚结束的“罗德学者”中国行答谢晚宴上,十余位罗德学者以及来自复旦大学和BU集团的“最强大脑”们,欢聚一堂。事实上,随着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进入了罗德学者的行列,他们自身的发展会获得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其人生的轨迹也会延续辉煌和卓越的“罗德传统”。



作为本次罗德学者中国行的负责人,年轻的江熹霖博士很是感慨,他举杯祝酒道:“今天,我们想重申的是,罗德的目标是让我们不断思考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而贡献的根本,其实就在于学术与产业的结合。”



 九零后的江熹霖的这番感触,其实有着现实的体会,私下里,江熹霖对BU君说:罗德的学者们与BU成员同处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所获得的头部资源使他们兼具开阔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双方都肩负着回馈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好像蜘蛛侠说过的,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江熹霖笑着说。

 

从罗德的成功


作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之一,始于1903年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有着“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其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罗德奖学金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每年,在13个国家选取30名25岁以下最优秀的青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罗德奖学金致力于为世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目前,该奖学金已培养出8,000多名罗德学者,资助的范围也扩展到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顺理成章的,BU君与江熹霖的对话是从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展开的。“我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在短暂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我们的培养模式对大家的能力训练到位,但是普遍比较心急,缺了给人自己的空间。”江熹霖的论点具有罗德学者的敏锐性。

 

“罗德学者们之所以大多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职业选择,都源于罗德学院给予了个人足够自由的空间,学者们可以自己经过探索作出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最终解决了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江熹霖说。


 

“事实上,罗德对学者们的要求和评定标准极具人文关怀----除了学术表现之外,还包括个人特质、领导能力、仁爱理念、勇敢精神、和体能运动。所以,罗德学者从获得赞助的那一刻,就肩负起了巨大的社会责任。”江熹霖进一步指出,“两相对比,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现阶段更加地急功近利,给学生的空间相比更少。因此,学生们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小,学生们的相似度更加高。”

 

罗德学者所肩负的责任


江熹霖外形俊朗,热情而善于表达。这个在青岛长大的年轻人,初中时候就练过体育,喜好多种球类运动,且擅长中距离跑。江熹霖曾经三次参加上海市大学生田径锦标赛1500m分获金银铜牌,三次参加400m接力获一金二银。在复旦校运会中,他一直保持不败的记录。

 


“其实,很多罗德学者都是出色的运动员,我们认识到,在运动中展示的拼搏精神,合作能力,日常训练所需要的强大自制力,都是日后为社会做贡献的不可缺少的能力。在罗德,你很少会看到处于不健康身体状态的罗德学者。所以体育带给学者们的远不止是健壮的体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训练----把人塑造成了一个更加能够承受挑战,承受困难的状态。”江熹霖说。

 

健壮的体魄是基础,更为强大的是罗德学者的责任感----这一点在江熹霖在获悉自己成为罗德学者的那一刻,他就第一时间认识到了:荣誉能够给人压力。获得如此殊荣的瞬间,我既感慨自己的幸运,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极大的荣誉背后,是极大的责任的到来。

 

“事实上,罗德奖学金的目标不是让罗德学者仅仅做一些高深莫测的事情。身为罗德学者,获得了极大的社会资源支持,自然就应该为社会作出同等级别的贡献。同时,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从事的事业能否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江熹霖说。


 

也许“罗得斯奖学金”发起人泽西尔·罗德(Cecil John Rhodes)早已经认识到了“平凡中见真知”的深意,他采用了南非当地著名的“津巴布韦鸟”作为这个机构的LOGO,“津巴布韦鸟”的造型巧妙的和字母“R”进行结合,使其更加简约现代化。但采用这一标识的目的,其实有心人亦能从中体会良多。

 

因天生叛逆  而选择复旦

 

作为一名学霸,江熹霖在高中毕业时,除了复旦自招的名额,也收到了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在选择学业上,他有着自己的判断。

 

“我高考那几年,去香港读书是个很潮流的事情,可能是自己天生叛逆。遇到别人觉得该做的事情都喜欢反抗一下,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也可能是因为生物教材对摩尔根刻画的神乎其神(复旦生科院创始人是摩尔根的弟子谈家桢),似乎没有什么纠结地,就把复旦自然科学试验班作为了自己的第一选择。”


 

“大一,选择了自己最为喜爱的生物科学作为专业。每天按部就班地学习训练,混迹于各种团体中,过得轻松、执着。到了大二,终于进入了生命科学学院,挽起袖子开始准备大干一场,于是进入了生科院的遗传学实验室。”回想当初,江熹霖的话语中还流露出兴奋。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时间被做实验的等待撕裂(这对习惯用大块时间思考的我是个灾难),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一直痴迷的生物系统,与我的工作似乎毫无关联。但由于担心只是因为没有入门所以才不喜欢,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作为一个接受大量遗传学训练的复旦生科学生,在牛津的学习中,我依然希望回归疾病的基因本质,探究更好的检测及预测疾病的统计学方法。”



为此,江熹霖努力钻研生物学与统计学的结合领域,希望能够研发出高效率的诊断统计学工具。他争取到了新加坡、美国等地的研究机会,在计算生物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我开始尝试各种新事情:在神农架大山里跟着老师采植物,重新体会到宏观生物学的魅力;前往美国参与亚裔青年会议(APAPA annual summit),同未来的美国政治家们讨论亚裔的生存空间;在广州深圳参访企业,重新认识中国力量;在波士顿参与学术竞赛,体会同龄的生物学工作者的科研热情。”他说。

 

因特立独行  重寻学术目标


在江熹霖进入实验室几个月后,发觉所做工作同理想中的生物科研相差甚远。在经过艰难的思考之后,江熹霖毅然退出实验室,开始重寻目标。在生物科学与统计学专业之外,他开始攻读软件工程硕士学位。同时攻读这些学科使他的求学的生活充实而忙碌。

 

“在一次次的考察活动中,我开始重新认识到:科技依旧是唯一能够让我热血沸腾的----在硅谷Pericom手捧硅片时,我的心跳加速;在科研竞赛中,为了一个实验细节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这些经历都一再告诉我,我这辈子依旧是科学技术的人。我开始认真反思之前选择的鲁莽,明白自己需要做最有兴趣的事。”


 

“总体而言,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但是相比于大多数人,我的特点是:更加渴望把事情做好,也比较坚定,往往能坚持做事情到最后一刻。”江熹霖说。

 

学以致用 保持理智的自信

 

作为一个时刻准备着为中国社会做出贡献的罗德学者,江熹霖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去观察社会,体验社会。“我认为,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意识到其复杂性:中国有上海北京这样的发达大都市,也有西部贫困山区;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社会内部的分化,去了解社会两极的状态;因此,我觉得,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到乡村去,到都市去。在贫困地区的支教、调研,给了我机会去了解道中国社会面对的挑战;在深圳、广州企业的调研,又让我们见证了中国近年来飞速的发展。 这两个经历,对我来说,是对祖国面貌最好的刻画。”



“当然,我也有很多海外的经历,这些经历也让我了解到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让我对这个国家更加亲切,也更有信心----不是忽略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而盲目自信,而是认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但依旧保有理智的自信。”

 

对于未来,江熹霖也有着清晰的规划。“我的工作目标是为医学问题设计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数学的研究是非常的抽象的,因此很多时候会让人感觉很难理解,从而限制了应用。”

 

“我对求学的理解是:聚集在世界上的学术中心,思考学术问题,最终会将学识带回中国,将这些知识运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我同时也开始修读软件工程硕士,目的是为了把这些‘高深’的数学变成更容易应用的软件,从而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谈及自己的职业定位,江熹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我们在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小镇买的iPhone是同样质量的产品,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去医院接受的治疗的质量却是不同的。就此,我目前很希望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标准化诊断的一些流程,从而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出统一的高标准诊断治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目前,我所获得的所有教育和我的研究都指向未来的自动化疾病检测。我们社会的医疗体制问题在于,医疗依旧是服务为导向的,也就是我们把求医用药当作一个服务问题。服务的质量决定于医生的水平,而不是我们产业的水平和技术的水平。我希望,能够通过努力,让医疗也能实现工业化,让医疗变成一个产品,变成一个在中国各地,每个人都能享用的产品,这是我希望对社会作出的回馈。只要能够为这个目标努力,具体的职业形式并不重要。”

 

包容的人试图理解,怀疑的人不断质询

 

谈及自己,江熹霖表现出的是一个典型的罗德学者的谦逊。“我的一些优势都来自于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领域,比如数学基础,比如身体素质。”

 

“但同时,我是一个做事情很坚定的人,对于每个决定都有很强的动力,并一直坚持到最后。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选择让短期的收益很大;但同时,也有很多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这些事情只有坚持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似乎是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江熹霖提及了最近看过的一步电影《The man from earth》“这部电影主要描述的是一个人在讲故事,他自始至终只讲了同一个故事。但是,听众却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包容的人试图理解,怀疑的人不断质询,曾经亲密的人会变得陌生,相爱的人一如既往地选择信任。而无论听的人作出怎样的反应,故事本身却始终没有变。所以,我总想知道,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究竟会有多大差别?”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就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哪怕这是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而理解其他人的位置又是多么难啊。”



说这些话的时候,BU君眼前的那个阳光快乐,滔滔不绝的江熹霖忽然之间像是变了一个人。从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是严肃而探寻的目光。BU君觉得,这样的感情流露似曾相识。姑且,我们把它称为“罗德学者”的目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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