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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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维钧全家福
有人说，很多人谈论关于自己的话题，总是有所准备地保留， 争先恐后地茫然。然而，和沈维钧谈话，他就像是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灯光恰好打在他的头上，说着说着，也就不是那么清楚，他究竟是在对别人说，还是对自己说。他的回忆之深，有时甚至漂洋过海。而他妻子的沉默相伴，只是担忧他会突然激动起来，偶然给予抚慰，在递水喂药的过程中，显示两人的默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往往我们所能说出的，也仅仅是一个过程，因为结果并不存在于一个绝对的时间之中。它是连续的，积累的，变化的。就像每个计时指针的重启走动，都是一次结束，一次开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也不起什么作用。但它们是一个人度过那些无声而漫长的时光的里程见证。
沈维钧手上戴着的那只手表，是当年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才买下来的经典款，他对手表收藏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那个年代，手表是少数品，要凭票购买，也是结婚彩礼里顶高级的一件。虽然他的工作，与制表业联系了多年，但他对手表的热情始终不高，他不明白，为什么成本十元钱不到的东西，可以卖到上百元。但是，当他的孩子们读大学的时，为了表示奖励，他坚持给自己的每个孩子都买上了一只手表，有时候，手表的真正价值，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有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好，为了维持家计，与妻儿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度日如年。在他的眼里，国产制表业的起落，正如人生兴衰，是不进则退的残酷。而在他以柔和缓慢的语速所讲述的故事里，其实是具有一种国产自豪感的，他将细致、谨慎、平衡这些属于制表工艺的关键词，表述得淋漓尽致，“只可惜，我们在创新上停下了脚步”，最后，他只能无不遗憾地如此说道。我们选择一只手表，如看一个人，在欣赏那一丝不苟的精神与质朴优雅的气质外，还隐约抱有一种期望——永不停步。
沈维钧，1929年12月生，1951年，。“大约有几千人参加了这次的考试，最后选了几百人入行。那时大多数新近人员都被安排到了苏州轮训，而在我的简历上，因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让我到外滩15号人事处报到，在此之前，我在新开河的一家印度檀香行做过一段时期的会计，但对银行业务是一窍不通的，我这样说明了一下，就被调往第十二办事处工作，后来这里划分到虹口，变成了虹口区办事处。1954年12月，我开始从事信贷工作。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近一年多，接着又回到信贷科。回来后，行里指定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位信贷员前往财经学院学习，读了三年的书，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此后，沈维钧担任了高压容器行业和上海市钟表行业的信贷员，并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沈维钧表示，一个好的信贷员，首先要熟悉一个工厂的生产工艺。“一家生产厂里的工人可能也只懂局部工艺，我们却要了解制造的全过程，这并不是说要成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但起码要懂得原材料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控制流动资产，成品出来后的结算资金等计算，在原材料到资金汇拢期间，保证生产运营，判断是否贷款，贷款多少。此外，我们还要保证自己的发言权，善于在生产中发现各种问题。”
1958年，上海高压容器厂生产出第一批国产氧气瓶。经四次改进，其质量接近60年代国际水平。这一成果在当时被称为“争气瓶”。沈维钧是负责该厂的一名信贷员，“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车间里看氧气瓶的制造，对这16道工序熟悉得都能背出来。制造氧气瓶的难点其一，就是它使用了特殊钢材，当时也就只有上钢五厂能够配套生产，而炼制这种钢材的能源消耗非常厉害。由于氧气瓶非常难造，属于国家统配产品，外面不能贩售，由军队部门来管理。最初，他们将氧气瓶放置在一起，从中筛选好坏，报废率非常之高，我建议将其分开处理，这样也许可以重新拍X光片，截取其中可用的部分，减少报废，但军队方面认为这样难于管理，由于意见不合，他们甚至发文到行里，指责我破坏生产。在单位的支持下，我与派遣来的调查人员一起，确认了这些建议可以节约钢材，而事实证明，厂里每年可以节约两万多吨钢材。我也因为这次事件，获得了上海市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沈维钧成为上海市钟表行业的信贷员时，则是该行业的繁盛时期。50年代中期，我国手表工业在上海诞生。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注册为上海牌商标。同年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建成，结束了中国不能造表的历史。1958年后，上海手表工业逐渐开始形成，但关键元件器件仍依赖进口，为填补这一空白，上海市政府促进形成了协作配套较为完整的手表生产基地。1968年，上海手表厂第一次突破年产手表100万只大关，1970年又提高到228万只。从此，我国的手表消费开始摆脱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该行业又进行产品结构大调整，由单一品种、大批量向多品种、多档次转变。在整个行业内，上海手表三厂作为女表专业生产厂，上海手表五厂为第四代数字显示式石英电子表专业生产厂，上海手表厂、上海手表二厂、上海钻石手表厂则按照男表、女表、电子表三大类产品的机芯规格和按单机、日历、双历、自动、日历自动、双历自动等6种功能形成系列。1980～1990年间，先后向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手表达1067.39万只。“钟表行业特点，有点像现在的汽车行业，到处都是组装厂。早些年全靠瑞士进口，国产后发现，手表的利润其实相当高，成本只要9块多，可以卖120到125元。当时又是限制购买，可比自行车紧张多了。我们这一块的信贷是拉条给虹口做的，所以，我还蛮了解这个行业的。国产表的内在精确度，其实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在款式设计方面，仍以模仿为主。”
沈维钧表示，要梳理手表的机械原理，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为制表业信奉理性。而所谓的理性是一种未来导向心态，虽然不断吸纳历史过往中的形式，但它的不断创新，意味着追寻更开阔的文明境界。如今，判断一枚表款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第一印象很重要，然后就是看它在技术上有和独到之处，要注重工艺，其中每一个零部件，细节，机芯的完美程度都是重要指标。而当代的手表审美，一方面是装饰和艺术层面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创意和文化层面。前者，是附着于钟表之上的雕刻、珠宝镶嵌和珐琅等传统装饰技艺在表盘上的继承与运用。后者，将现代科技进行了充分体现，如月相、星空、日夜显示、时区显示等独特创意复杂功能，因此，基础的计时功能反而变得次要。而国产手表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停滞的瓶颈期。“钟表厂的同事一直说，手表外观不过壳、面、针三样，但就是这小小的三样才是最难设计的。”
在沈维钧提及的国产机械手表里，有两块比较特别，一块是上海商标的A581，；而1962年2月上海手表厂设计出的A623A型机械日历手表，则是总理一直佩戴的国产手表。他其实是喜欢上海牌的，但佩戴的反而不多。“那时候花一个月工资也不一定买得到的手表，如今也不过两千多元，不用一个月工资就可以买到，但是，我们买它，不是为了收藏增值，而是珍藏岁月。”沈维钧有心脏病史，体内安装了支架，他一直称呼身为医务人员的太太为“救命恩人”，据说很多次都是从死亡线上被夫人急救回来的，如今年龄上去了，身体反而倒是养好了些。他不藏表，却喜欢戴表，也格外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沈维钧的孩子如今都功成名就，在国外定居，最小的儿子，是他最常挂在嘴边，“他是日本庆应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到了美国发展，如今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在美国经常上电视，还自己办了棋社。”这也许与沈维钧平时喜欢下棋有关。他说自己关心孩子很少，给予孩子的也很少，他的孩子曾经在一次市第一名演讲上，被台下笑话了，原因是他的衣裤有补丁，“因为我身体不好，四个孩子都靠保姆来照顾，我们的钱全部都给保姆打点了，那时的衣服都是大儿子穿好给小的穿，缝缝补补又一年，但我很庆幸，并不富裕的生活，却没有减少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他们陪着小儿子在日本东京住了半年，对日本人的礼貌和高科技印象深刻。“我们有一天睡觉前忘记锁门，早上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有历史原因，让我们不那么喜欢日本，但是他们先进的地方，却是不能全盘否定。”后来孩子们想接二老去美国，去新西兰，都被他们婉拒了。“我们过去是可以拿到绿卡的，但是我们不想去，国外住过玩过了，我们还是愿意回家。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岁月如歌，简单的事，一句一句，分分秒秒，深深浅浅，都是云飞雪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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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维钧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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